汉代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纸的发明，更促进了毛笔的进一步改进。笔头不仅用兔，羊毛，还采用了鹿毛，狸毛，狼毛等原料混合制成。其制笔之法，有的以兔毫为笔柱，羊毛为笔衣，或用人发梢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毫，裁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见王羲之《笔经》）。因此，汉之制笔硬，软毫并用，亦可谓早期的“兼毫”。此时对于笔管的质地，装饰也渐渐地重视起来，有的还以金银为饰。据《西京杂记》载：天子所用笔，管则饰以错宝，毛皆以秋兔之毫，并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值百金”。清代乾隆年间的唐秉钧在《文房肆考图说》卷三《笔说》中也说：“汉制笔，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极为华丽矣。”笔在此时已经不仅是书画的工具，而开始成为艺术品了。

秦汉之际人们有将毛笔簪戴在头上，以作装饰之用的习惯，因之笔杆较长，有20厘米左右，笔杆上还常常刻有工匠的姓名，笔尾削尖，并髹之以漆，称之“簪白笔”。“白笔”指未蘸过墨的新笔，以新笔作簪用，故名。汉代有“簪白笔”制度。汉代官员为奏事之便，常簪戴毛笔。

魏晋簪笔之风不再时行，笔杆逐渐变短。三国时有魏国人韦诞，字仲将，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有文才，善辞章，并以制笔和墨闻名当时，他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著有《笔经》一卷留世。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详细介绍了韦诞的制笔方法：“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将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以所整羊毛中为笔柱，复用毫青衣羊毛使中心齐，亦使平均，育颉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韦诞的制笔方法，同时也反映出魏晋时制笔的过程和特色。

隋唐的毛笔，笔头短而硬，以安徽宣城的笔风行天下，其中制笔名家有：

1、黄晖。相传他得到蒙恬的制笔方法，所制的笔称“鸡距笔”，鸡距即雄鸡跖后突出像脚趾的部分，因锋短，犀利如鸡距，故名。

2、宣州陈氏。唐代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制笔名家，名字不详，相传陈氏之笔特别为当时书法家喜爱。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曾亲手写过《求笔贴》向陈氏之祖求笔；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也曾向陈氏求笔。宋邵博《闻见后录》中载：“宣州陈氏家传右军《求笔贴》，后世益以作笔名家。柳公权求笔，但遗以二支，曰公权能书当继来索，不必却之。果却之，遂多易常笔。曰前者右军笔，公权固不能用也。”

3、诸葛氏。其制笔以一种或二种兽毛参差散立组合而成，经久耐用，与当时宣州陈氏同享盛誉。郑文宝《江表志》中载：“宜春王从谦喜书礼，学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十金，劲妙甲于当时，从谦号为‘翘轩宝帚’。”唐时诸葛氏笔已为诗人书家所推崇。

唐代的笔，以兔毫为主，大多出自宣州。选料精审，质量高超，它们受到了官府和皇室的高度重视，并且成了每年都要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现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中国之唐笔，有斑竹管，有斑竹管镶象牙，也有全管象牙，拨镂碧色之管的。这说明唐代笔的丰富多彩，工料精致。

由于唐笔的锋短，过于刚硬，故蓄墨少而易干枯，于是又发展产生了一种锋长精柔的笔。长锋笔的出现对于毛笔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它带来了唐宋时期纵横洒脱的新的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