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立场，支持立宪

　　面对这种情况，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十分着急，力劝他要跟上时代潮流，接受君主立宪主张。“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帝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余力言专制之不可久恃，民气之不可遏抑，反复辩论，竟不为动，且问余至此尚有何说？余曰：‘公既有成见，尚复何词！’退而悒悒”。

　　可是，令张一麐意想不到的是，虽然袁当着他的面固执己见，与他唱反调，但实际上心里已拿定主意。第二天，袁就召见他，要他拟定一个预备立宪的说帖，以便进呈朝廷。

　　应该说袁一夜之间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是因为他看到出洋五大臣回国后，一致称颂立宪政体，同声奏请立宪，判断出朝廷一定会接受他们的主张，仿行宪政，遂决定转变立场，支持立宪，恰好此时张一麐又来劝说，他就故意顽固到底，怀疑立宪，让张一麐与他“反复辩论”，以此来获取自信，坚定自己支持立宪的决心。如果说张謇的敦促打动了袁世凯，使他接受立宪的主张，那么张一麐的规劝则深入袁世凯的内心，牢固他的立宪信念。自此之后，袁世凯热情高涨，积极投身立宪。“总之，袁则非立宪不可，曾言‘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还说“有敢阻立宪声，即是吴越（樾）！吴越（樾）者，即汽车中放炸药刺端午桥（即端方）之人，即是革命党！于是无敢言者”，成为清末立宪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动者。

　　改革官制

　　在宪政改革过程中，袁世凯主要有两方面的活动：一是参与中央官制改革；二是在直隶推行地方自治。

　　改革官制是袁世凯促成的结果。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回国后，剀切陈奏，反复申说，要求立宪，慈禧太后大为所动，可是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又使她没了主意。1906年8月25日，五大臣以袁世凯幕僚张一麐所拟预备立宪稿会衔上奏，请求立颁明诏，实行立宪，并预先从改革官制入手。慈禧太后“见五大臣疏，踌躇莫决，急召世凯入商。世凯即日入京，奏言变法须先组织内阁，组织内阁先从官制入手，孝钦许之”。

　　9月1日，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先从改革官制入手以为预备立宪基础。次日，袁世凯奉命与载泽、载振、荣庆、铁良等公同编纂官制，由奕劻、瞿鸿禨、孙家鼐总司核定。6日，成立编制馆，袁世凯趁机将自己的幕僚安插其中，杨士琦、孙宝琦任提调，金邦平、张一麐、汪荣宝等为起草委员，王士珍等参预议论。于是，本应由载泽主持的官制改革，实际上受制于袁世凯。“丙午议改官制，袁入京主张最多，全案几皆其一手起草。”在袁及其幕僚的操纵下，新官制取消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制，设总理一人、副理二人，并增裁相关机构。消息传出，“朝廷大哗，部院弹章蜂起，内阁学士文海直诋世凯指鹿为马”，而“官制中议裁吏、礼二部尤中当道之忌，自都察院以至各部或上奏、或驳议，指斥倡议立宪之人，甚至谓编纂各员谋为不轨，……外间汹汹，恐酿大政变，至有身赍川资预备届时出险者”。结果这套官制改革方案胎死腹中，未能问世。尽管如此，该方案仿效西方政治体制，以内阁为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关，通过增裁并改旧有行政机构，构建出一个名实相符的新政府机构体系，应该说符合了近代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