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叙述道，其实当时清军留守武汉的部队不到万人，而起义的部队，不到3000人。武汉那么大，仅凭3000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如果革命党人拿下的武汉，是一座没钱没枪的空城，这些一向穷极无聊的革命党，真的没法可想。非常幸运的是，总督瑞澂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当时，藩库里有大量存银，军火库里有可以装备几个师的枪械。于是，起义军在很短时间，发展到2万多人。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有了2万多人，湖南、江西、河南的清军部队，吓得要么不敢来，要么来了不敢放枪。
张鸣说，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很难说。而清军之所以没这么做，而是要等到准备充分、调集充足兵力才肯动手，很大程度上，是顾忌扩军之后起义军的规模。
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于10月11日占领武昌城。图为光复后的警钟楼。
黎元洪备受争议
▇ 黎元洪被严重
妖魔化
——马勇《中国大革命1911》
“实事求是地说，黎元洪的加入确实使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有很大减弱，而也正是这种减弱，却使湖北军政府赢得更多欢迎。”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者马勇看来，黎元洪是被后来的民国史严重妖魔化了的人物。
马勇在书中讲道，黎元洪见多识广，与各路英雄都有相当结交。革命党人很早就相中了黎元洪，认为他的进步思想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如果给予适度推动，黎元洪一定会成为革命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但黎元洪和当时军界领袖的一般看法一样，都是君主立宪制的信仰者，他同情当时各地兴起的保路运动，但比较反感暴力革命。所以当武昌起义发动后，新军中的革命党派员给黎元洪送信，希望他适时投身革命领导革命时，他毫不犹豫手刃来使，希望用这种办法平息新军中的骚乱。
但黎元洪根本没料到那次哗变这么厉害，他感到情势不妙，于是在随从的陪同下躲进了一个部下的家中。起义军获悉黎元洪藏身之地后，派员来请。黎元洪最终答应，是因为革命党人的诚恳态度，也是军人的职责迫使他不能放弃如此责任。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官予以领导予以管理约束，那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马勇认为，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黎元洪确实没有出来主动管事，大概是黎元洪的真情流露，也是革命党人所需要的，他们只是需要黎元洪的声望和影响力，并不真的需要黎元洪指手画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