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梁启超曾说过，“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史书编纂的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史料的多寡，很多材料，尤其是官方的文书档案在王朝统治能够维系之时，往往被视为机密，一般不会公诸于众。易代修史，则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史料难求的问题，前朝文书档案多半可以公开，新兴王朝修史，既可利用前朝留下的档案史料，也可以向民间广泛征求，扩大史料来源。可以说，易代修史是巧妙地发挥了时间与空间给史书修纂带来的有利条件，从而有益于保证史书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民族认同的纽带和桥梁
易代修史，不仅是封建王朝长期沿袭、经久不绝的惯例，而且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传统，应倍加珍视并予以继承。自唐以后，易代修史代代相循，硕果累累。正史，即二十四史的史书体系被视为历史文化遗产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其中，易代修史的成果就有15部之多。这些凭借王朝之力纂成的史书多具有一代之史的特征，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历史风貌，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史学文化遗产。
史书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记录，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历史记载的国家、中华文明之传承不绝，应该说，易代修史是根源和途径之一。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易代修史作为文化传统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产物。
就历史来看，不仅中原王朝重视为前朝修史，如唐朝统治者组织官员、学者纂修《隋书》、《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五代组织纂修《旧唐书》，宋组织纂修《旧五代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样视纂修前朝史为朝政大事，如金灭辽后，曾两次主持纂修《辽史》，虽未刊布，却留下了宝贵的史学资源，元修《辽史》、《金史》、《宋史》，清修《明史》，等等。这些实例均表明，在各民族走向统一的进程之中，易代修史亦成为沟通和联系各民族文化的纽带和桥梁。进而，易代修史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深入人心，“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在王朝鼎革之际，不少史家秉承传承信史的历史责任感，凭借私人之力纂修史书，从而创造了与官修史书迥然有别的私家修史文化。明清之际，私家修史，蔚然成风，昭示出易代修史强大的文化感召力。
尊重、强调并传承易代修史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提倡纂修和研究当代史并无矛盾。应该承认，与易代修史相比，当代史的纂修与研究无疑需要更加认真负责、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扎实稳健的史学修养，以及博古通今、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我们相信，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会促进中国史学向纵深处飞跃发展。（阚红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