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来，温柔顺从虽然是古来为众人所称赏的妇女的美德，但是也要看用在什么场合、用在什么样的对象身上。对于正在向恶路发展、和风细雨的劝告无用的浪子而言，传统的妇德不但不能匡正其失，反更足以促成其恶。
社会地位决定品格
仔细分析仇大娘这个形象，可以发现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她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这种安排符合当时的社会真实。实际上，越是上层社会，留给妇女施展手脚的天地也就越狭窄。泼辣妇女改变家庭命运的情况也只有在中下等阶层那里才有可能，因为中下等阶层受到的教育程度毕竟偏低，礼教的影响毕竟比较小，家庭以及环境对于她们的某些超出传统之外的言行忍受程度也比较高。换到钟鸣鼎食之家，不要说施展自己的才能，就凭那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家庭中生存下去都会成为问题。仿佛是为了验证这一点似的，作品也写到，随着仇家的状况日益好转，仇大娘泼辣的个性也就越来越不突出了。
另外，仇大娘虽然有着种种与传统妇德相左之处，但在大节上却是不错的。她有着坚贞的品格，在丈夫死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守着几十亩薄田过日子，生活不可谓不艰辛，但从来就没有动过另外嫁人的念头。她勤劳能干，吃苦耐劳，当初回到毫无生气的家中，便承担起了家里的一切内务，并且历尽艰辛，打赢了与赌徒们的官司。此后，几乎所有涉及到仇家命运的决定，都是由仇大娘做出的。可以说，没有仇大娘的勤勤恳恳，便没有仇家的兴旺发达。忠贞勤劳是她获得人们理解的必要条件。
说到底，这是由于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所决定的。女人附属于家庭，她们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于家庭、家族的贡献。忠贞与勤劳的品质是一个女人对于家庭能够尽到本分的保障，是根本性的，而性格问题，虽也重要，但毕竟是相对次要的。人们看问题，总是看事情的主要方面，《论语·子张》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对于一个女人而言，忠贞勤劳是大德，个性是否温婉则是小节，更何况一味的温婉并非一定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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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辣妇女有蒲氏风格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这种泼辣、能干、忠诚的下层妇女形象是打着鲜明的蒲氏烙印的。蒲家家境本来就不算富裕，分家的时候，由于他和妻子忠厚老实，而他的哥哥嫂嫂们又特别精明，所以很是吃了些亏，加上蒲松龄不善于经营，科举路上又不顺利，这就使得他的日子过得很是清贫。这种民间背景决定了他对下层百姓的生活特别熟悉，那些泼辣而又能干的妇女就生活在他的周围，所以，他写起这种妇女形象来也就特别得心应手。
文学成就
蒲松龄不为传统所拘
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一种男性权势文化。古人讲三从四德，讲女子无才便是德，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女人的能力，如果要有所体现的话，也不过是相夫教子而已。
总而言之，在传统道德的框架中，一个女人最大的美德应该就是顺从，女人应该体现出来的美就应该是阴柔之美；女性的力不是没有展现的机会，但即使是展现也往往是与阴柔联系在一起的柔韧之力，比如先前所定的夫家在家境败落以后仍能够义无反顾地信守婚约，又比如在丈夫死后，含辛茹苦地抚育孩子长大成人，坚忍地承受经济、生理、心理的折磨而初衷不改。男女有别的社会分工，在农业社会中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分工不同，当然要求也就不同。
传统观念认为女人的理想品格是温柔，首先是由女人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所决定的。应该说，在总体范围来看，这种分工与对男女的要求大体是合理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些特别的存在。许多男子遢冗无能或缺乏责任感，根本就担当不起家庭的责任，而偏巧又有一些女人，她们有着不能为繁文缛节所束缚的强悍的个性，她们旺盛的精力在纯粹的家务中根本就不能被消化(这里不包括那些奸、懒、馋、滑、刁的纯粹意义上的泼妇)，所以，她们的言行常常超出传统的规定也就不足为奇。这些妇女往往不易为传统观念所接受。但蒲松龄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不为传统所拘束，而是忠实于生活的真实，以一种比较开放的眼光来观察、欣赏这类充满阳刚之气的女强人，从而也为中国文学的画卷贡献了又一类生动的人物形象。(韩田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