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情谷底，两鬓星星的杨过黯然神伤，一只纤手搭上肩头柔声说道：“不是老了，而是我的过儿长大了。”生命如前尘，如旧梦，而在金庸的笔下又是如此的优美雅致深情。从1955年金庸受同事兼棋友梁羽生所托涉足江湖至今，金庸武侠风靡华人世界已是堪堪五十载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容易把人抛的流光证明了一切。无论是当年被人视为诲淫诲盗的黄黑小说，还是时下得到正统文学的承认，金庸笔下的江湖还是本来的旧模样。金庸的意义都映在各自不同的读者心中。

金庸的语言特色

一次看到一段余杰对金庸的评价：“至少金庸在白话文的运用上有很大的贡献。”金庸武侠的成功和金庸的文字有很大的关系。时至今日，武侠名家数不胜数，但在语言上能和金庸媲美的几乎没有，梁羽生过于平淡，黄易则略显单薄，温瑞安却过于随意，唯一能和金庸相提并论的古龙的语言独树一帜，极具特色，随意找出一段，就是诗，但是其中的缺陷使之整体上略逊一些。金庸的文字恰似王羲之的正楷，端庄有矩，灵性与神采又跃然纸上。既深得古典文学的精髓，又很好识得白话文的三昧。关于金庸文字的出色已有很多中肯与经典的评论了，我认为金庸语言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精髓的理解，并成功地把这种诗情画意不露痕迹地融入白话文之中。众所周知，武侠名家之中古典文学功夫最好的当推梁羽生，梁氏一手过硬的诗词功夫令其他众家望其项背，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而金庸显然在这方面要逊色很多。但结果是，梁氏诗词虽好但文字却流于平淡，尽管有很多诗词的点缀；金庸诗词可能极其的一般，却不妨碍他的文字更具有古典魅力。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梁氏虽善作诗填词，却不能融入小说的语言之中，反而显得生硬以至有些近乎掉书袋。例如在《女帝奇英传》中，李逸与武玄霜相遇弹琴一段，不但大段引用《诗经》，还一起奉上了译文。而《神雕》程英为杨过疗伤一节中，一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将程英真挚的感情与温婉的性格表现得恰到好处，极具古典美，又不见半点晦涩。又如《射雕》靖蓉太湖泛舟逢路乘风，诗情画意，报国壮志，这些本是古典诗词之长，金庸却能用白话文将其展示得一览无余。

金庸语言另一个特色是畅达明快。金氏以庞大的读者群体而著称于世，其语言的流畅是其小说倾倒世人的保证。这也是为什么金氏武侠对于世人已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依旧吸引众多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节奏如此之快的现代的社会，金庸的文字可以让心态趋于浮躁的世人依旧可以一口气读完，着实不易。畅达明快的背后离不开深情与幽默。金氏武侠爱情的美丽与江湖的多姿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一点不禁让我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扬扬洒洒百万字笔力不衰，那是一种热烈感情的支撑。金庸庞大缜密的情节与感人至深的感情就是印证。当人们为“塞上牛羊空许约”嘘唏不已的时候，当人们为“东西相隔如参商”黯然神伤的时候，当人们为周伯通的童心会心一笑时，当人们为韦小宝的狡黠颇加袒护时，还要感谢金庸的深情与幽默。

金庸小说中的“侠”

看过很多关于金庸武侠的评论，既然是武侠，当然小说的中心离不开一个“侠”字，金大侠那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成为了金庸武侠的一个标签。果真如此吗？先说一下“侠”，关于“侠”的起源是属于学术问题了，但总的来说“侠”起于中华民族的尚武之风，并经过墨家的推动发展起来的。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轻生为义的作风，无疑是后来侠客们义气行事，替天行道的理论上的倡导。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巨大的转变，侠客们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大刺客”，一诺千金的季布都是这个时代的侠客。以至汉初的朱家，郭解。汉武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墨家从此绝迹，当然被韩非认为“侠以无犯禁”的侠客从此也逐渐失去了表演的历史舞台。后来的游侠已是游离于社会正统的边缘阶层了。时至盛唐，“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此时游侠虽盛，也是向往于建功立业的热血青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连建功立业的游侠们也渐渐销声匿迹了。在国家统治较为稳定之时侠客们是地下活动者，当外族入侵社会动荡时侠客们就成了反抗的带头人。到了明清时代，游侠已经有地痞无赖之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游侠的社会处境。侠代政府与法律立言必然破坏正统统治的秩序，所以侠客不可能得到社会正统的承认。侠的归宿也只能是武林团伙，绿林好汉，秘密社会了。所谓的江湖也只是得不到社会承认的地下场所。看看传统的侠义小说诸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或如王度庐，白羽等旧派武侠小说。尽管其中不乏对侠义精神的宣扬，尽管他们笔下的江湖更真实，也有更多的现实意义，但总有一种过时的感觉。因为侠客和他们的江湖已经被历史所淘汰了，已经死亡的事物诉说得再生动也只是死亡，只不过提供给人们无聊之时的消遣罢了。也许真正的“侠”只有去古文明中寻找了，应该是左思所说的“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论。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的狂放，应该是李白笔下的“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的侠骨，应该是王维吟出的“意气相逢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豪迈。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侠同时又是文化的游离者，侠代表的是一种对理性的正统的叛逆和对个体自由的追求，代表了一种理想与浪漫。李太白天马行空无迹可寻的诗篇中洋溢的激情与豪放折倒了千百年来的中国人，当后来者认为太白之诗不可学时，可曾想到自己可有扁舟只身，仗剑去国，远游四方的激情与豪放？而武侠并非是为侠客作书立传，而是书写理想与浪漫，自由与超越。诚然武侠宣扬了一种侠义精神，但更多是代表了诸如生死相许的至情至性，笑傲江湖的不羁与潇洒般的人性的光明与美丽。金庸武侠的魅力也在于此。金庸笔下江湖不再是那个残酷的真实江湖，金庸群侠也早已不是遵守江湖规矩的旧侠客。金庸的江湖是一个“诗化的江湖”，江湖的侠客也不过是拥有侠义之心的社会人，刀光剑影是他们的道具，江湖是他们的舞台，上演的是他们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挥洒的是他们个性与感情，展示的是人性的复杂与难解，张扬的是人性的光明与美丽，洋溢的是理想与浪漫。

金庸与他笔下的“江湖”

金庸出身海宁名门查家，当年一门七进士的辉煌铸就了家族的钟鸣鼎食，书香门第。金庸可谓深得家传，中国传统文化在其身上烙下了深刻的烙印。不同于梁羽生的传统气息的是，金庸更有一种士大夫的味道。在深受传统熏陶的同时，新文化及西方文学也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金庸酷爱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这为金氏精于构造情节，富有华丽的表现手法打下良好的基础。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金氏也经历了救国存亡的青年时代，那个时代的爱国的热情，反抗的激情也是金氏武侠后来的一大主题。来到香江，金氏开始与以前截然不同却是成功辉煌的人生。从《大公报》一个普通的青年编辑，到涉足武侠，从武侠至尊到报业巨子，金庸在香港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地方用他非比寻常的才智成就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承受了复杂多变的命运。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处于中国与世界的交界处，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交接地段。西方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新社会的深刻变革，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潮运动，大陆的政治运动，东西方文化价值的碰撞，都一一降临在香港。而既有深厚传统文化素养，又有高超西方文学手法的金庸巧妙地把东方的古典神韵，西方的自由理念，现代物质社会渴求的理想浪漫借助武侠融为一体，以一个虚幻的江湖满足人们对精神家园的需求。而金庸又是历尽世间的变幻与沧桑，谙尽社会的复杂与纷扰，这又是远非梁羽生这样的书生，古龙这样的浪子所能比的。于是金庸的江湖又是社会的一种折射。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摧。皇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金庸的江湖不再是旧派武侠中黑白道的撕杀，也不是末流武侠中门派的争斗。在被诗化的江湖中，既折射出了社会的千姿百态，又成为了人们寻求失落的诗意人生的寄托。有人说：“足球不过是人性深处对抗自然的原始野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武侠又何尝不是如此。在金庸的江湖中，揭去历史尘封的记忆，在烽烟四起的乱世，在民族相争的年代，马踏大漠，舟行江南，雕飞高山，槎扶大海，在尽情的恣意汪洋，“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将原本是血腥残酷的江湖诗化为任情使气的幻界。金庸笔下的江湖与其他各家相比，多的是一种古典田园牧歌的幽雅，多的是逐渐消逝的生死相许的深情，多的是肝胆相照的男儿血性，多的是世间众生的复杂与多姿，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社会所缺少的神游天地，至情至性的理想与激情。西子湖畔，陈家洛轻拈红花，压倒乾隆的满旗绿营；大漠深处，翠羽黄衫运筹帷幄，跃马纵横，大破兆惠铁骑。两世情仇，金蛇郎君血海深仇中铭刻了对仇人之女的生死不变的真情，惊心动魄里透出爱情的深邃。大漠风沙，江南落花，走遍塞北江南，历尽重重劫难，郭靖黄蓉一对世间奇儿女演绎了世间真情，民族大义；比武招亲，铁枪神庙，一生情苦，穆念慈代表了爱情复杂与无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奇人风范，令人心旷神怡；全真七子的豪侠风范，江南七怪的手足情深，亦是相得益彰。风雪漫沧州，胡一刀苗人凤一时瑜亮，英雄相惜，胡氏夫妇，雪中同行，生死相依。湘西村女，药王高徒，程灵素像七心海棠一样平凡之中蕴涵着爱情的高贵。一曲“问世间情为何物？”与杨过小龙女相互印证着，金庸为元好问的感叹作了完美爱情注释。杨过的轻狂与偏激，小龙女的淡泊与至情，金庸用尽所有的文思与才情迸射出最耀眼的感情烟花与最疯狂的爱情赞歌。身世的凄苦，礼教的大防，贞操的禁区，肉体的残缺，世人的冷眼，时空的别离，生死的契阔，金庸用尽所有能考验爱情的阻挠，证明了“只教生死相许”的不朽与崇高，以致程英的温雅周至，陆无双的活泼心热，公孙绿萼秀雅脱俗，郭襄的冰雪情怀都不得不一一黯然失色。

（责任编辑：秋风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