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说剑》称那些武勇斗剑之士：“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最早的剑士游侠，并无多少道义原则。《史记·游侠列传》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但他们已有了自己的原则，执着追求，“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到西汉游侠的黄金时代，就具有了强烈的主体性和鲜明个性色彩，但这却不符合于儒家的“正义”。（所以，侠怎么也难于进入主流文化，就因为与主流文化的正义南辕北辙）

到中唐的宰执重臣李德裕，在他的《李卫公外集》卷二里，有一篇《豪侠论》，竭力将侠“节义”化，往儒家的轨道上拉，他说：“夫侠盖非常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北宋以后，由于儒学复兴的影响，许多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伦理，都带上了儒的义理色彩，侠也在这个时候成为所谓“义侠”。儒与侠的关系空前紧密，“义”成为现实生活中侠的信条，也成为幻想层次中侠的追求。（但是，“义”往往成为空谈）

儒侠终于在高层次的社会行为和人格境界上都达到了统一。

历代著作论“儒侠”

不仅是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和儿女英雄小说遵奉的是“儒侠”道德，就是在近代文化转型以后，“儒侠”仍然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曾经掀起过的尚侠思潮，同时就有儒侠与墨侠两大支流。

“以儒兼侠”论的极力倡扬者是章太炎，他在《检论·儒侠》中讨论了《韩非子》的漆雕氏之儒，认为“其学废，而闾里游侠兴”，“《儒行》所称，诚侠士也”。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两个方面的结论：

一是从侠与儒的行为上界定。《检论·思葛》说：“法家之所患，在魁柄下移，移者成于纵横之辩言；其上则雄桀难御，不可以文法约束者为特甚。故韩非所诛，莫先于务朋党、取威誉。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葛”是诸葛孔明）侠在社会分布上，具有极大的广阔性，这和儒作为中国文化主流是具有部分的一致性的（一般而论，朝廷官员中应该是没有侠的，但也并不排除他们中间某些人具有侠的气质）。（小说里还是颇有官员做侠的）

二是从侠与儒的性质上界定。《检论·儒侠》说：“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扞国之大患者乎？”“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徒以感概奋厉，矜一节以自雄，其称名有异于儒焉耳。”在他看来，侠根本就是儒的一种，在高层次上，侠与儒是相通的。（精神上的相通）《检论·议王》还举例说，明代的儒学大师王阳明，就是“匹士游侠之材也”。与此相似的是，郭沫若作于1925年的《王阳明礼赞》，也持相似的观点，郭沫若说：“他的任侠气概是他淑世精神的根株，他的骑射、词章是他武功、学业的工具。”章太炎还在在1936年9月出版的《制言》第24期中，发表了他作于 1935年6月6日的《答张季鸾问政书》，更是对“儒侠”极力鼓吹：

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妖妄之神话，淫荡之小说，前此法律有禁，今无禁矣。此决当舍弃者，而不可谓之文化也。）但用之则有缓急耳。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故鄙人近日独提倡《儒行》一篇。

他的观点，显示了儒学内部与侠的紧密联系。（他还主张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