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人家出现转世活佛

　　噶玛噶举派建立了与纳西族互为依存、互为融入的关系。自噶玛噶举派传入纳西族地区后，丽江、维西的纳西族家中便出现了噶玛噶举派的转世活佛。余庆远《维西见闻记》中有：“麽些头目的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的记载，还对永安区居仁村（今维西县永春乡桥头）厅署通司王永善之子被认定为噶玛噶举派大活佛（即十四世仲巴活佛）一事作了记叙：“善知识喇嘛，格玛四宝喇嘛之高弟子也（即噶玛噶举大活佛大司徒的弟子，即十四世东宝仲巴活佛）。其前世死之年无考。乾隆己卯（公元1759年），生于六村麽些通事王永善家。……乾隆丁亥年（1767年），四宝命喇嘛数人，以金银、马骡值七百斤之物，来王永善家迎焉。善知识见迎者，甚乐。与以所用旧器，杂以相似者，亦能辨之。六村麽些闻，皆赴免冠拜。善知识跏坐而摩拜者顶，皆合度。王永善送入藏，每程未至之路，山川之状，善知识皆能先言之。”，并对“善知识”的称谓作了说明：“善知识非名，其品弟也，以华语译之也。”即“善知识”并非活佛之名，而是对藏传佛教中对获得格西学位活佛的尊称。

　　十四世东宝仲巴活佛却曲吉汪秋九岁时被迎请到八蚌寺，跟随大司徒仁波切（四宝法王）修行。他饱学精修，持有宁玛派、噶玛噶举派最高教法。受木氏土司之请，十四世东宝仲巴活佛受噶玛巴和大司徒仁波切委派到康南地区及江地（木氏土司管辖的纳西族地区）管理十三大寺，常驻指云寺。第十四世东宝仲巴活佛还在丽江文笔山金刚亥母灵洞前创建了江地佛教最高学府“静坐堂”。从此，纳西族地区的喇嘛不用跋山涉水远到八蚌寺或楚普寺求学。十五世东宝活佛白玛赤列汪修是土通判木曙东（1723年改土归流后，木氏土司被降为土通判）之长子，原名木槐青，本应承袭土通判一职。7岁时，被噶玛巴认定为十四世东宝仲巴活佛曲吉旺秋的转世灵童。因其佛学修养和汉文修养都很高，深受噶玛巴器重，曾留居楚普寺9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纳西族地区信奉噶玛噶举派的民众很多，经常有人请噶玛噶举派喇嘛举行法事，特别是丽江木家历来尊崇噶玛噶举派喇嘛，认为是噶玛噶举派使木家祖祖辈辈昌盛，自认与噶玛巴法王是一家人，天天请解脱林（后更名福国寺）喇嘛轮流到他家念经，直到1949年以后才终止。笔者在与纳西人的交流中也发现噶玛噶举派的纳西族信仰者往往自称“阿格噶玛以”（意即我们噶玛噶举派），称黄教为“他格格鲁巴”（意即他们格鲁派），说明噶玛噶举派在纳西族地方的影响很深。

　　融入纳西族生活习俗

　　在噶玛噶举派的影响下，历史上的纳西族青年崇尚出家为僧，有学问的高僧与活佛得到纳西族人民的敬仰。据《维西见闻记》记载：“喇嘛之长至，则头目率下少长男女礼拜，视家所有布施。家贫，虽釜俎之属，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礼拜布施益甚。得其片楮只字，以数十金计。”，文中所指的“喇嘛”即为噶玛噶举派高僧与活佛。可见云南的纳西族人民对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信仰及膜拜。

　　方国瑜在《明十合院墓葬考》中说“麽些族尚东巴教，以地近吐蕃，喇嘛教亦颇有势力。土司木氏，盛于明，多留遗迹，唯宗教以喇嘛教为多，则当时以喇嘛教为首，墓葬之用喇嘛教仪，亦意中之事，且所见骨灰朱书，悉喇嘛文（即藏文），立墓碑，亦多刻喇嘛文，有多至数百字，则墓葬由喇嘛主持，此为可知者也。”方国瑜的这一段文字亦已说明，纳西族在明代就盛行藏传佛教，根据丽江市束河乡龙泉寺北面土岗上发掘出的大量按藏传佛教方式安葬并有藏文墓碑的火葬墓说明，在明代纳西族在葬俗方面已受到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较大影响，并有大批的信徒。

　　根据一些史料调查，噶玛噶举派对云南永宁、四川盐源等东部地区纳西族生活习俗方面的影响更为广泛深刻，衣、食、住、行及婚嫁，生子、命名、生病、丧葬、出行、修房、遇到灾害等都要请喇嘛念经做法事，这些地方纳西族遇事都要请喇嘛的习惯有相当长的历史，结合噶玛噶举派传播历史来分析，具体形成时间虽不能详考，但元、明时期已是如此，尤其在明代，影响应更加深刻。

　　噶玛噶举派促进了藏纳民族关系的融合

　　多元文化的见证

　　随着噶玛噶举派在纳西族地区的进一步传播，藏文化对纳西文化的影响也进一步加深。反过来，纳西文化的影响也进一步延伸到邻近的藏区。同时，噶玛噶举派与纳西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印证着藏、纳两族人民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历史。

　　自唐宋以来，纳藏人民之间，一直进行着较多的经济文化交流。自明代以后，信奉噶玛噶举派的木氏土司更加强了这些方面的交流，特别在吸收藏文方化方面尤为突出。如明代中叶以后制作的许多丽江壁画，有不少是藏族画家的杰作，而且丽江现存的大宝积宫的壁画大多是以藏传佛教为题材的（在此之前的壁画主要是汉传佛教和道教的内容），体现了木氏土司吸收藏文化之长、丰富本民族文化的优点。

　　据史料记载，噶玛拨希扩建位于今昌都地区的噶玛寺时，丽江的纳西族富商捐赠资金，并派去了纳西族建筑工匠参与寺院大经堂的设计建造。此大殿为单檐歇山形式，屋顶覆盖琉璃瓦，屋檐正中是藏族工匠设计的“波森格登”（狮爪型飞檐），左边是汉族工匠设计的“甲却森哲得”（龙须型飞檐）；右边是纳西族工匠设计的“羌龙钦纳得”（家鼻形飞檐）。这是一座凝聚着汉、藏、纳西3个民族智慧的独特建筑。此独具特色的寺院建筑虽经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如今还有部分得以保留。

　　维系藏纳民族关系的纽带

　　木氏土司在噶玛噶举派众多大活佛的影响下，除了承诺13年不向藏区派兵及在江地建寺百座外，还把纳西族地区生产生活上及文化上一些较先进的东西带到藏区，为藏纳文化经济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如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乡的藏族与纳西族一样，有着种植水稻的经验。纳西族善于修沟造田、打墙建屋，无论是四川甘孜州的九龙、巴塘、得荣、乡城、西藏的盐井，还是云南的香格里拉、维西、德钦等地现有的纳西族村落，基本上都处于能种植包谷、大米的区域，其红米的种植技术在康南地区是有口皆碑的，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现种植的大片梯田即在纳西族的带动下开垦的。现在，德荣县白松乡的门扎、白松两村还在种植水稻（红米），这是德荣县唯一产水稻的地方。并且，这里还居住着近600名纳西族同胞。纳西族人民对开发德荣、发展德荣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居住在德荣的纳西族后来大量被藏族同化。有人推测，德荣藏族有一半以上可能是被同化的纳西族。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与纳西族人民之间通过长期以来的相互影响，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影响和联系不仅仅体现在宗教上、生活习俗上，还体现在文化的相互融合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维护了藏族和纳西族两个民族之间的团结。目前，云南纳西族地区仍有20多座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寺庙，总之，噶玛噶举派已成为维系藏纳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柑柠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