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群体中生存的个体数目不出现不可逆的减少，群体中的个体常常合作育幼、合作抗灾。为了不出现协调规则的失效，群体中的个体之间要共有一定数量的信息，并且相互交流信息。无论是交流信息，还是分工合作，都会相互覆盖，即相互之间排他性地占有他人时间。动物社会中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人类的社会性与生物有所不同。

凡是动物，都要吃要喝，要繁殖后代。战国时有个人叫告子，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这两件事：“食、色，性也。”

孟子精辟地指出告子这个说法太片面了：即使在低等动物中，多数种类的本性也不只是食和色，还有第三种：群——社会性。这三类本性在生物学中也叫本能或内驱力。“食、色”是人和低等动物的共性。人类还有与低等动物不同的特性：用时间纽带相互联结成群。这种群性与蜜蜂、蚂蚁用生理纽带联结成群不一样，也与牛、羊、猩猩用雄力纽带联结成群不一样。时间纽带是历史文化的纽带，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基本的道德准则，例如孟子强调的“义”，也就是不伤常人和不负恩人；孟子还推崇孔子强调的“仁”，也就是推己及人、以礼待人和克己为人。

有的读者会想，低等动物也不伤同类，甚至也能不负恩“人”。这些读者把同群与同类搞混了。动物学家用老鼠做过实验，老鼠辨别同群老鼠靠闻气味，它们对于不是同群的老鼠非常残忍，往往是格杀勿论。人类就不同了，识别亲人有许多方法，识别同乡主要靠语言，而且，即使不是同群的人，也不会见面就开战这取决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和现实格局。

社会性也叫组织性。同类个体之间有了差别和分工，互不相同的个体相互协调，就有了组织。家庭就是一种组织。较高级的动物都有雌雄差别，这是组织的基础。不过，如果只有雌雄之间的差别与协调，那还只是“色”性，还不算是“群”性。

原始氏族社会大都是由亲族组成，辨认血亲的依据是图腾：不但会说那个语音，还能履行有关的仪式，说出图腾与自己的祖先的传说，理解图腾是自己死后的归宿等等。因此，在人类社会之中，时间纽带是相互协调的基础，也是组织管理的基础。无论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和后来的文明社会，相互协调的基础都是时间纽带，也就是历史文化的凝聚力。

《五经》中的第一经《诗》中，不但记录了时间纽带，而且体现着儒家管理学特别重视的时间纽带——道统。《诗经》有四部分：风、小雅、大雅、颂。其中风是民歌，常常是男女对歌，是中华文化在周代民间的展现；小雅和大雅是独唱，是中华文化在士大夫中的展现；颂是合唱，是历史的积淀，颂扬列祖列宗：周颂是周天子的时间纽带，鲁颂是鲁国的时间纽带，商颂是宋国的时间纽带。商本来是周的敌人，周灭了商，可是周还是允许商的后裔保留自己的时间纽带。这就是儒家说的“通三统”。

《五经》中的第二经《尚书》一开始，就是记录尧舜时期的时间纽带：文，也就是烟火图腾。我们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华夏子民，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文嗣”，都来源于这个时间纽带：炎是火焰的作用，黄是火焰的颜色，华是火焰的光华，夏是火星值夜的季节，也是夏朝的名。

儒家尊重的道统，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时间纽带：伏牺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汉唐宋明清，颜孟荀董，韩（愈）周（敦颐）张（载）程（颢、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曾（国藩）。

尊重道统，不是不要创新。上面这个道统序列中的每一个先贤，都作出了十分伟大的创新，使得中华民族在与东亚环境相“磨合”的过程中，增长了可持续的智慧和能力——从孔子开始“儒家所讲与当时贵族阶级所守，貌同而实不全同。‘恤由之丧，鲁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此等皆儒家所创新礼也”。孟子“承认士君子礼乐的生活，亦可谓是文化的生活。此与贵族奢侈生活貌同而情异”。荀子主张“去世袭之贵族而以才智为等级”。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为博士设立弟子员。自此渐渐有文学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荫任与赀选，士人政府由此造成。”

现在有些人把创新单纯理解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实在是拣了芝麻， 丢了西瓜。制度的创新才是最大的创新。

近现代大一统社会同样靠时间纽带相连接：“任何政治秩序都必须具有合法化的基础……其解决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形上、神圣、纯正、本体的天（或神，或科学规律）来规范实际的政治秩序，使实际的政治秩序获得一个合理的存在基础与超越的价值源头。”

欧美选举代议制国家的超越基础是“神”，所以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要把手触按在《圣经》上宣誓。英国的国王和教皇是同一个人，民选首相宣誓效忠国王，和美国总统手触《圣经》宣誓的含义是一样的。苏联开创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超越基础：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是时间纽带，也有与《圣经》类似的形象物，如原著（含著者像）或著者像或语录。

西欧的文艺复兴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复兴，而是古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的复兴，也就是欧洲理性道统的回归。相当于中国道统在六朝中断之后，在南北朝末期开始回归。不同的是：欧洲有三个道统，除了理性道统之外，还有超越道统和法制道统，超越道统是基督教或天主教，法制道统源于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在中国，理性道统、超越道统和法制道统是结合在一起的，法制道统在儒家管理学中不但包括民法和刑法，还包括礼。

道统是较大地域上组织管理的核心纽带。儒家管理学的道统落实到操作层次，就是《大学》开篇的所说的三项内容：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

中国的超越基础源于家庭观念，外在表现是祭：“礼之最重大者惟祭，孔子推原祭之心理根据曰‘报本反始’。此即原于人类之孝弟心。孝弟心之推广曰‘仁’，曰‘忠恕’。（孔子以‘忠’字积极的奖进人类之合作，以‘恕’字消极的弭解人类之冲突。故曰：‘忠恕违道不远。’）是为人与人相处最要原理，即所以维持人类社会于永久不弊者。孔子指出人类此等心理状态，认为根于天性……孔子思想实绾合已往政治、历史、宗教各方面而成，实切合于将来中国抟成一和平的大一统的国家，以绵延其悠久的文化之国民性。”

有了超越的价值源头，才有可能把不同地区的互不相识的人们凝聚在一起，这是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的差异所在。只有人类才能把“统”扩大到从来没有面对面地接触过的群体之中，也就是儒家说的大一统，这个“大”是动词。

儒家尊重道统，主张大一统，是一种思接千载，视接万里的博大精神。它的现实意义是：在国内不割断历史，在国际关系上奉行天下观。天下太平（平天下）不但是孔子的理想，也通过孔子著的《春秋》而融铸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中：“孔子虽据鲁史（即国别史），而所记注重当时霸业，即国际史、世界史也。孔子开始为平民社会创作流传一部世界史，而寄托了孔子对政治、社会的许多意见，故又曰：‘其义丘窃取之矣’。中国民族乃一历史的民族，而孔子即为中国最伟大之史学家，又为第一史学家也。”天下观是体现在儒家传统中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博大的民族主义，扬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儒家的大一统的理想不是大一律，大一律是基督教的精神，也是工业科技知识的内在需要。大一统反对大一律，保护多样性，正如历史上保护多种多样的宗族和民族。大一统要求一个纯正的开始，目的是减少非理性的纠纷，控制文明冲突的规模，争取和平互动，把文明的冲突化解在人类共识的可持续努力之中。

文明的差异是真实的、基本的，在当今世上，以及在历史中，没有任何个人、民族和国家能离开某一特定的文明而超然独在。另一方面，文明的冲突不一定也不应该表现为武装冲突。文明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文明在相互激荡中自我定性与定位，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互融中重新获得各个文明的特异性， 在多元世界中保存及发展各自的独特性。中国历史证明，儒家文明从未因文明的差异挑起与它国的武装冲突。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儒家文明仍将是消弥国际武装冲突的和平文明，是促成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是可持续的国际秩序的中坚力量，这也就是《四书·大学》中所说的“平天下”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