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竞争社会中，儒家管理学是最重要的知识。儒家管理学由孔子奠定了基础，可是孔子生前并没有大规模的实践。自汉武帝之后，才开始独尊儒术，汉武帝在董仲舒、公孙弘等儒臣的帮助下，“以《春秋》义绳臣下”（用《公羊春秋》中的义理约束管理机构中的下级），推出了一个盛大的局面，组织管理的规模不但超过夏商周，也超过秦帝国。“汉族”就是在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中形成的。 从此，孔子说的“为政以德”才深入人心，上自天子，下至百官。当然，也不是只靠“德”，还要“克己复礼”。

秦汉之后的中国，有一个不变的规律，就是早尊儒，早安定（七国之乱——>汉武盛世）；晚尊儒，晚安定（安史之乱——>宋明忠臣）；不尊儒，不安定（晋南北朝）。

1、春秋战国——>秦始皇——>刘邦 ——>吕后 ——>文景之治——>七国之乱——>独尊儒术——>汉武盛世——>西域来朝

2、南北朝——>隋文帝——>李世民——>武则天——>开元之治——>安史之乱——>孟子升格——>宋明忠臣——>满清归儒

3、北洋军阀——>蒋介石——>毛泽东——>江青——>小平之治——> 中华文化崛起——>信息文明——>造福世界

图六： 三个可测实事系列

为什么儒家管理学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因为儒家主张的组织管理方式与旧大陆东部的环境资源条件相适应，适者生存（survival），是可以持续的。还因为“先秦诸子注意教育问题者莫如儒。故苟主幼小必教，则儒业必兴”。（《国史》）如果不尊儒，那么就或者缺少公正，或者缺少资源，或者双缺。对于大一统社会的管理（治国）来说，公正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不一定只有一个途径来达到社会公正，有的途径需要的资源多，有的途径需要的资源少。尊儒，就是在较少的资源条件下达到社会公正的有效途径。尊儒社会的三个特征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点：第一个特征是基层，敬宗收族，交易成本很小；第二个特征是上层，以科举竞争选拔官吏，像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一样公正，耗能最少；第三个特征是国策，重农抑商，减少奢侈性物质消费，提倡耗能较少的性情陶冶，如雅层次的义理切磋和诗词歌赋，又如半俗半雅的琴棋书画和知已相交。不像市场竞争社会中，人有了闲工夫就想挣更多的钱，穷奢极欲，但精神上却十分空虚。环境相对严酷，水旱灾害多，就必须把抗灾成本分摊到每一次交易之中，所以需要科举政府。分摊之后，商人不可能获大利，如果牟暴利，一定损人，信息不对称，农民就不愿务农，所以科举政府必然重农抑商。水旱灾害长周期变动，只有敬宗收族才能激励社会成员（宗族成员）为子孙着想，重视长周期的经验教训。所以说，科举竞争社会是与环境适应的结果，儒家管理学的知识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密切关注人与环境的适应过程，然后才总结出来的。对比一下市场竞争社会就更清楚了：市场竞争发源于西欧，大西洋之东，风调雨顺，抗灾成本小，不但交易双方互利，还可以用所得税支持较大的法制成本，西方的管理成本主要不是政府，而是法制和诉讼。商人可能获大利，法制就比较容易健全起来，但仍存在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好处个人获得，害处转嫁给公众，或转嫁给国外，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就是转嫁给子孙，因为对社会成员的主要激励是个人发财致富，结果是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势头难以遏止。

市场竞争社会中的公司相当于科举竞争社会中的宗族。对个人来说，公司破产风险较小，破产了不过是失业，还可以另外就业，或者另组公司。宗族覆灭风险较大，只能寄人篱下。所以宗族的目标是可持续，而公司的目标是利润，其它风险（生态，子孙）都转嫁出去，或是推给政府。市场政府必须为公司扫清各种外部因素，所以比科举政府的财政预算多得多。

以中国为例，如果以东南沿海的公司发展模式治理全国，就要为内地支付东西资源间的差额；反过来，如果以内地宗族的持续模式治理全国，财政上就会盈余出东西差额。这是以平均数而论，事实上，即使以内地模式治理全国，东南的生活水平还是会高于内地，但不会把全国都刺激得向政府伸手。历史上很多封建帝王，还有毛泽东，都是用“小米加步枪”的模式打败了“面包加大炮”。

当然，不是说环境条件越恶劣越难强大，北极圈附近和热带林区一样不能走向文明。中国有不少多山地区，环境过于艰苦，人口过于分散，也很难组织成强大的力量。中国历史上有一句话，叫“逐鹿中原”。中原地带正好是一个环境适中的地区，既不可能习惯于奢侈的生活，又有可能组成足够的力量，以便把中原的治理模式推向全国。早尊儒，早安定，晚尊儒，晚安定，不尊儒，不安定。这个规律是人与环境磨合互动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