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第一个成分，在现代已经发展为科学；文化的第二个成分，现代常常在语言学、逻辑学、科学方法论和哲学中讨论。文化的第三个成分，在现代体现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或观念价值和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的第四个成分，在现代体现为艺术美感。科学技术的产品和艺术品都是“人类行为的客观体现”。

文化中的许多现象，都可以从创新与同化，或从科学和艺术的角度去观察，去理解。

无论文化进步到了哪个时代，在其之前的文化“指令”都不会完全消失。例如现代社会，虽然很少有人崇拜图腾，但仍然可以观察到完全不同于生物社群的凝聚力。例如民族国家精神、 天下主义精神、 族类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人权、上帝等等。也就是说，早期的“客观实体”，逐渐演进成了现代社会中的“主观实体”。这些主观实体比客观实体更需要由语言来赋予时序生成观念，更多地体现了思维方式和观念价值。

思维方式植根于语言，成长于文字，成熟于思辨和逻辑

在古汉语中，一个客体只与一个语音(词)相对应，人们的视觉中枢处理的信息模式与听觉中枢处理的信息模式相互符合，所以下意识地赋予语词本身以“实体性”。语词既是人造的，又是客观的，成为“天人合一”的整合型思维方式的温床。现代汉语中的名词以二字词为主，两个字中的每一个，也往往都是有意义的“类别名词”，二字词的含义是两个类的交集，这两个类揭示了这个二字词与其它词的关联， 有助于人们“同中辨异” ，更进一步为整合型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汉语的语法及构型文字，也都是整合型思维方式的温床。 而西语的语音、语法、拼音文字，则是分异型思维方式的温床。

观念价值不但植根于语言文字， 也植根于思维方式， 并受到环境约束。 中国人注重“知识、协调、自重”，而西方人注重“矫情、抗争、自胀”。

在一次民意调查中， 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人的天性注定了战争和冲突将永远存在”。也就是说，人们生来贪图个人享乐、自私自利、竞争性强、甚至有侵犯性。美国人的这种想法，其实来源于环境条件相对宽松，最初，人们不用把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家庭之外就能生存延续；后来，建立起家庭之间和平竞争的市场制度；随着产业升级，资源竞争越来越激烈，就“注定了战争和冲突将永远存在”。现代美国人认为是“天生”的东西，其实不全是“天生”的，而是社会文化积淀下来的，源于一定环境条件下形成的语言文字和思维方式，源于社会规范和制度规则。

欧美语言使人与外部世界存在隔膜，使人不信任自身之外的一切东西，也导致“战争和冲突” 增多。中国人把“红”当成动词来用，而“花”是相对稳定的；西方人把“红”当成名词来用，与“花”平等，结果，“花”也不那么稳定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不相信不稳定的东西。所以西方人不相信自身之外的个体，竞争激烈时就会发生冲突，国与国之间就会发生战争。

在社会现象中，有许多看来似乎是“天性”或“本能”的东西，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产品而已。

“文化”作为一个视角，可以“看见”各种现象，不只是用来观察文化现象，也可以用来观察经济现象。反过来也是这样：“经济”视角不只用来观察经济现象，也用来观察文化现象。社会现象本身是复杂整体，既可以从文化视角去看，也可以从经济视角去看。通常所说的文化现象，只是其中涉及的经济利害较少而已；同样，所谓的经济现象，只是其中涉及的精神积淀较少而已。

在社会学中，从“文化”视角观察经济现象的经典认识是《四书五经》的开篇语，也就是《四书·大学》的第一段：“组织管理学的大道理有三条：一，公正地光明正大地取得个人收入；第二，像对待家里人一样对待其他人；第三，做事情考虑社会效果，当多数人都说好的时候，就适可而止。”原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四书五经》 中的“大学”不是现代的一种教育制度，正如近代之前的“小学”不是为六岁儿童提供义务教育的场所。 近代之前的“小学”是指文字学和训诂学等基础文化，而“大学”是指通才型的组织管理学，也就是经济视角。“明明德”中的“德”主要是指经济现象： 《尚书·尧典》“克明均(俊)得(德)”就是“能够公开地平均分享所得物品”，直到老子和孔子时代，“德”与“得” 也常常混用。第一个“明”是公正，经济内涵较多，类似于现代说的“交易互利” ；第二个“明”是公开，文化内涵较多，类似于现代说的“公开性”和“增加透明度” 。“亲民”与“至善”也都是从文化视角观察经济现象。

西方社会学中从“文化”视角观察经济现象的典型是“宗教摇篮”研究。该研究的结论是：“近代经济人”必须具有新教加尔文宗的“清教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文化的精神积淀---- “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信条的人的劳动，正如它不能利用那些在与他人往来中给人以完全不讲道德的印象的人一样”。

这个结论来自于初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 当时的企业家比地主和贵族都要低下，“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的生存才经营事业”，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当然比仅仅鼓励资本积累重要得多”。

在二十世纪50年代之后，非新教的日本和非加尔文宗的德国相继崛起，也必须加上文化视角才能进行“立体”观察：日本和德国各自利用本民族的文化资源沟通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宗教摇篮研究说明文化视角对于认识经济现象的重要作用。

古典经济学在观察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时候缺少“文化视角”，所以只限于“平面”：“市场人”中的“消费人”或“私利人”比具有清教精神的人更简单化，不能解释为什么早期的资本主义只发生于具有清教文化积淀的英国社会之中，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中失败后，却比战胜者更快地崛起。有了宗教摇篮的研究，才能理解：“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 ，用本民族文化资源替换“新教禁欲主义”的国家也比其它国家更具优势。当然，文化不是唯一的视角，不能因此而否定了“经济条件的影响”。

即使从不同角度去观察社会，也不能够知悉“全部细节”，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物理化学现象。上述的“宗教摇篮”研究中有一个缺点，就是试图寻找基本因子，“对于各种影响和因果关系可以依照它们对环境条件的反作用作出满意的解释”；结果，“把问题转移到了那些我们尚一无所知的因素上面”，引出了很不可靠的结论，如“揣测其根本原因在于遗传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