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新单位时，我只向领导提了两个请求，希望给我买20个装卡片的抽屉和1万张卡片”，王灿炽说。当时，在北京定居十几年的他已经“迷恋”上了这个古都，他决心把北京史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侯仁之先生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北京，单士元先生是从古建筑学、档案学方面研究北京，我想，我的研究必须走自己的路，从目录学、方志学、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北京的历史。”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写北京的资料都收集、了解到。

他一头扎进了北京各大图书馆。

在首都图书馆，他发现了当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学者在“劳改”时整理的《北京报刊资料索引》20多万张；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他不仅把所有有关北京的古籍书籍目录誊抄了下来，还系统整理了解放后从原南京总统府运来的藏书目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他翻阅了所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卡片……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图书馆，人们都曾看到这个中年人的身影。

不论寒暑，无论远近，王灿炽总是骑车奔波在住所与各个图书馆之间。一天下来，翻阅卡片的手指，甚至鼻孔、眼边都是黑黑的。中午没有地方休息，在寒风凛冽的未名湖边，他几次被冻得发烧；跑到北大校医院一个清静处的长椅上休息，后来发现那里竟然是传染病隔离室……这些辛苦，对王灿炽来说，完全不能和寻书的乐趣、获得的收获相提并论：到1981年下半年，他一共作了2万多张图书卡片，几乎将北京各大图书馆的相关文献一网打尽。1985年他编成的《北京史地风物书录》不仅有图书版本信息，甚至还标明了馆藏地，这在书目学的著作中可谓绝无仅有，被认为是了解北京、研究北京的“金钥匙”。“我想，这些成果不是应时之作，而是传代之作，是对社会有益的。因此，从事这样的‘寻书’工作，其乐无穷。”

有了文献的积累，通过读书把这些文献资料“变活”、有用，是王灿炽的另一“乐趣”。

作为北京史专家，他通过对文献、碑刻和典章制度的研究，认为北京至今发掘出的最大规模的西汉墓——大葆台西汉墓的墓主人不是通常认为的燕王刘旦，而是他的儿子广阳王刘建，这震动了北京考古界；他用可靠的文献记载证明，北海公园的始建年代不是1179年，而是1166年，为了表彰这一贡献，他的照片被陈列在北海后门；他提出的如今北京的钟鼓楼是明代在元代原址上重建的观点，在后来的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揭开了元代钟鼓楼地点之谜……

作为北京市政协常委，他力主修复天坛神乐署，历时十七年终于完成；他力陈永定门修复的重要性：“北京拥有世界上城市规划中里程最长，建筑种类最多、品位最高、最为雄伟壮观的中轴线，这是北京城的代表、精粹、核心、灵魂。而永定门的拆除使得这条中轴线有尾无头，像一根断了的琴弦”，2005年，永定门门楼修复竣工；他的一个紧急提案让当年李鸿章创建的北京安徽会馆得以保留并修复……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读书。是书籍让我了解事实的真相、分析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书就像是我的老朋友，我随时可以向他们请教。”王灿炽说，“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认为不尽然，但是，或许我没有从书中得到财富，但我获得的乐趣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

工作之余，四处“淘书”可能是每个读书人的共同爱好，王灿炽也不例外。“中国书店的旧书虽然多，但他们懂书，往往价格不菲。我喜欢自己在地摊上找书，无论是潘家园、北京大学周边，甚至农贸市场，我都留心。我乐此不疲。”谈起自己的“淘书经”，王灿炽先生滔滔不绝，“但我不是藏书家，买书不是为了收藏，而是为了用、为了读。‘切己而有益者，购之’，是我的购书准则。”

2005年，王灿炽先生向国家图书馆无偿捐献了1680册藏书，经过专家鉴定，其中有602种是国家图书馆此前没有的，“这些书‘淘’来不易，能补充国家馆藏，是我最大的快乐。我已经把自己80岁以前所要研究的课题都排好了。把暂时用不上的，尤其是那些珍贵的资料捐献出来，能让它们保存得更好，有更多的人能够利用上，也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读书是乐趣，读书是我生活的重要内容。它使我生活得到充实、使我情操得到升华、使我个人的品德得到提高。”王灿炽先生的一番话，道出的是读书人的共同感受。

与书相伴有“四乐”，悠然心会，妙处只有读书人才能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