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今日之世，内忧外患，志士责兴，所谓时势造英雄也。……志摩满怀凄怆，不觉其言之冗而气之激，瞻彼弁髦，惄如捣兮，有不得不一吐其愚以商榷于我诸先进之前也。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将悃悃愊愊，致其忠诚，以践今日之言，幸而有成，所以答诸先生期望之心于万一也。八月三十一日徐志摩在太平洋舟中记。

　　这封信所表达的不外乎一种含糊的、天真的政治热诚，这在当时年轻人中很普遍。由于他父亲原是要他继承父业，将来打理钱庄的业务，因此，他在一九一八年秋天在克拉克大学注册的是主修银行业及社会学的。念社会学大概能够反映徐志摩要改革“社会的罪恶趋向”，而选择克拉克大学却可能是出于另外的考虑。

　　克拉克大学是由商人乔纳斯·希尔曼·克拉克(Jonas Gillnan Clalk)以及教育家格朗维尔·斯丹利·贺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在一八八七年创办的，最初只开设研究院课程，是美国最早的两所研究院大学之一，另外的一所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在第一任校长贺尔博士领导下，克拉克大学吸引了很多知名学者到来，当中包括佛洛伊德，他应贺尔的邀请，在一九一○年到来，作了五次心理分析的演讲。徐志摩入学的时候，克拉克大学以克拉克先生遗愿所设立的基金来开设了三年制的大学课程，并为一些财政短细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入学的手续也较简单。也许徐志摩和其它中国留学生就是为了这些实际原因而涌到克拉克大学去的。由于徐志摩只念过三年高中，大概是以一种转校形式调过来的。由于克拉克大学的学术要求很高，徐志摩与四位从中国来的室友(其中一位是李济，后来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设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六时起床，七时朝会(激发耻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

　　尽管这时候身在异乡，但徐志摩仍然继续在老师梁启超的影子下生活。除了修读弗兰克·M·曼金斯(Frank H.Mankins)的社会学和哈里·E·巴恩斯(Harry E.Barnes)的历史科外，他还埋首于梁启超所写的《意大利三杰传》，这是向国人介绍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的英雄事迹的作品。在一封写给梁启超的信里，徐志摩记下了初抵麦斯省晤斯忒(Massachusetts，Worcester)的感受：“生计国人于此不及百，学者十人而已。此间人士切心战事，上下敌汽，爱国热忱，可为敬畏。其市则供给日匾，物价日昂，生活艰难。”当时，欧战刚结束，他也浸淫在全镇的兴奋欢愉中。可是，当他听到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与日本时，他感到很愤慨。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举国抗议巴黎和会的决定，徐志摩却只能远在美国东岸新英格兰的一角遥作呼应。

　　一九一九年六月，徐志摩以优异的成绩在克拉克大学毕业，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科学，一年后取得硕士学位。他的政治热情并没有减退。据说，他曾经为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不少课外活动，还是“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活跃成员。他的书架上放满了有关苏联的书籍，使他在留学生中得到“鲍尔雪微克”的称号。他也为社会主义所吸引，他说“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Robert Owen)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

　　青年徐志摩的激进色彩，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学生中是很普遍的。他们的政治取向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蓝图却是来自外国的。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就像青年徐志摩所展露的一样，是要为国家服务，而不是要反对国家。对徐志摩以及其它留学生来说，在海外留学是一种实际的训练过程，以准备他们日后回国担任重要的位置。徐志摩在写给亲友的信中所显露的使命感，他在克拉克大学严谨的工作时间表，还有他所吸收的西方社会主义作品，全都指向这种实际的方向。以他的家庭背景及网络，徐志摩很可能很轻易便在政治或财经方面大展拳脚，而无须经历郁达夫的挫败。但据徐志摩自己说，他从政治转往写诗，当中的过程完全是出于意料之外：“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摘自《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李欧梵著，新星出版社)

编辑：不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