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一起卷了进来，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为了卖国求荣，讨好日本主子，枪杀山东爱国游行的青年学生和市民，并在山东实行戒严。马良这种卑鄙、残暴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同声讨伐，要求北京政府惩办马良，并立即解除山东戒严，救山东人民出于水火。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召开的紧急会议决定派代表郭隆真等三十余人到北京向总统请愿。军阀政府本是一丘之貉，不但不接见请愿代表，反而将代表拘押在警察厅里。消息传出，全国震怒。我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一致决定再接再厉，又选派代表三十多人，联同北京、唐山、烟台、济南各地代表再到北京请愿，除要求惩办马良，解除山东戒严外，增加新的要求，立即释放我被捕代表。并决定由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为领导，在八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先后到京。

上京请愿代表去京时，须化装分散乘火车。因为军阀政府早有戒备，派人在车站检查，凡是学生装束者，不许乘去北京的火车。我装成一个普通女子，将平时学生梳的左右两边的辫发改梳成一个8字头盘在后脑上，上穿刚做得的白官纱短褂，下穿黑洋绉八褶裙子——那时女学生只穿兰、白布衫，提了一个包着学生制服和毛毯子的小包裹，顺利地在八月二十七日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这时，新华门的辕门里，已经到了好几百代表了，其中有的是二十六日来到的。男代表在当院（当时新华门大红门外有院落——一辕门，后拆除了围墙）活动；女代表人少，就在传达处活动。当中所谓总统府的大红门严严实实地关闭着，水泄不通。我们从早等到晚，一点盾目也没有。政府顾问和国务院秘书唐、胡二人来谈过，说我们请愿手续不对，总统不予接见，只可将请愿书由他们代递。代表们驳斥他们说：每次请愿都是这样，为什么这次就不合手续呢？两人无言可对，就走了。那时只见马骏来往奔跑，同各方面联系，关照大家的安全。当晚召集大家开会，说总统府不走大门，只走后门了。于是大家决定第二天（即八月二十八日）全体分三路出发：一、留守新华门，二、到西苑门，三、到国务院。决定后，男代表即在当院露宿一宵。

二十八日早十点钟，等北京各校代表到齐，即集合出发。我们是到国务院去的一队。除各地代表外，北京学联参加的共有一千多人。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任指挥。

队伍庄严地走着，沿途有市民踊跃地来围着。反动警察来的不少，名为维持秩序，实际是监视和威胁我们，我们昂扬地行进着，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惩办卖国贼！”“惩办马良！”“解除山东戒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收回山东青岛！”……

天津代表走在前头。马骏见沿途人数众多，即乘机宣传爱国运动的事实和经过情况，鼓动听众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还具体地说明了这次请愿的原因。他声音洪亮，词意激昂慷慨，博得听众震天的掌声，大家同仇敌忾，气愤异常。

因为沿途讲演，走路即慢了，到国务院门口时已下午一点多钟。马骏和代表们向国务院传达处交涉，说明我们是来请愿的，要面见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当时走出一个四十来岁，身套着值班红带的人来。他狡猾地说：“你们等着。我替你们传达去。”我们很有纪律地站在国务院门前等着，两个钟头过去了，仍没有消息。我们向传达处催问，为何迟迟不接见？那个狡猾的家伙出来说：“总统和总理正在开会，等开完会就接见你们，你们稍候一候吧。”

我们左等右等，一点消息也没有，可是反动武装警察和军队却陆陆续续开来不少。他们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枪上插着亮晃晃的刺刀，一排排地包围着我们，气势汹汹，如临大敌。

等，等，到四点钟了。我们又去催问，狡猾的家伙说：“因人多不能全体接见，你们选派些代表去见总统吧。”我们即推选马骏和烟台、济南、唐山各处代表共十四人，准备进去见总统。在选代表时，我们几个女代表正站在国务院门口。那个狡猾家伙走到门口，细声细气地对我们说：“你们几位女士，早先回去吧，站在这儿和他们在一起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是为爱国而来，目的是一致的，既同来就同一行动，同生共死，决不预先逃避，怕死就不来了……。”那狡猾家伙狞笑了一下就走进去了。

反动军警来的相当多了。里面传出命令说：“总统没空，不接见了，你们走吧！”这时，见我们刚选出的代表，被军警两人挟一位，向前走着。我们大家怒气冲天，就跟在后面，和他们一起走，全无畏惧之色。

走了不远，马骏对军警说：“我们代表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挟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放了手，任代表们随队行走。两旁夹着武装军警，每边四排人，把我们夹在中间。马骏为保护女代表安全，请队伍中北京童子军同学多人，用大家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在中间走，以免反动军警有不轨行动。代表们照样是边走边高呼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