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这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很好的概括，它不只是鲁迅的主张和实践，也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有影响的一大流派———文学研究会所积极倡导。茅盾当时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所强调的，就是文学应当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文学研究会宣言》还明确宣告，它既反对封建主义的“载道”文学和游戏文学，也反对只追求“纯艺术”的文学。不过，在“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虽是有影响的思潮，却不是唯一的思潮，而是与“为艺术”的浪漫派、唯美派思潮分庭抗礼，各呈异彩。正如现代文学史家李何林所指出的：“人家（指世界各国）以二三百年发展了这些思想流派，我们缩短到二十来年反映它，所以各种‘主义’和‘流派’的发生与存在的先后与久暂，不像欧洲各种文艺思潮的界限较为鲜明和久长，或同时存在，或昙花一现地消失。”（《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序》）以“浪漫主义”为旗帜的“创造社”，就有先后期主张的差异；“新月派”也有后期的分化和发展。不过，也应当承认，无论是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以至新月派的唯美主义，他们的口号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也无论是茅盾、叶圣陶的写实小说，许地山、王统照的问题小说，还是郭沫若热情奔放的自由体新诗，郁达夫的“自叙体”的抒情小说，闻一多的力求表现“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新格律诗，徐志摩的抒发性灵的“咏叹调”……它们或者与文学革命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远离文学革命，以至与文学革命相对立，但它们却都是同一历史环境里的产物，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一个方面，对反对旧文学，确立新文学，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于是，所谓现代的白话文学，以及它的各种形式的作品，蔚然成风，为各种报刊所采用。革命文学运动，终以其不可阻挡的声势，开拓了现代文学的新纪元。

今年已是“五四”运动的八十周年，而以《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的现代文学史，却已有了八十多年的发展。这八十多年，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一代代作家活跃在文坛上，实是很少有未接受“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影响，而能在现代文学史上有所成就。“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一翼。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也同样是唤起人民的觉悟，改良这人生的“启蒙”。“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新民主主义论》）

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到四十年代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到今天的文艺的“二为”方向，尽管时代已经不同，文学的审美追求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却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继承和发展“五四”的优秀传统。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中国人民正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跨世纪的宏伟蓝图正在鼓舞着我们。九十二年前鲁迅曾经预言：“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坟·文化偏至论》）这是前驱者们的伟大理想，而“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当代文学只有时刻不忘“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鲁迅：《坟·灯下漫笔》）的使命，才是对“五四”精神最好的继承。

（责任编辑：落叶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