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讨论人权问题的紧迫性不可能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那么，当国权问题迫在眉睫时，“外争国权”就自然会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而对政府及其政治的严重不满，也自然会引发人们对民主（民治）的向往。人权问题的讨论，很快转向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实属必然。

因为西方的政治民主根本是以对人权理念的认同为前提的，故对人权问题的价值及其意义，包括对人权的基本权利问题形不成真正的共识，所谓民主（民治）之类的主张，在当时也只能流于空谈。而巴黎和会上英美政府的表现，也在相当程度上大大减弱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迷信感，这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刺激他们努力另寻出路。

对民主政治的失望，显然便利了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种种新思潮的泛滥与流行。原本就相信中国的改造只能从社会改造做起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回到“社会改造”的思路上去，几乎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俄国革命的意外成功，特别是它抗击列强压迫和干涉的惊人表现，自然会引起中国社会舆论和众多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走俄国人的路”，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之道，也正切合了众多国人的梦想。

因此，我们对“五四”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作用，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么就必须清楚地了解，它原本就是一个早产儿，其夭折实属必然。

第二，以1915-1920年前后中国内外事变频发，每每涉及到国家民族命运，尤其是1918年后国际上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激荡，大有取资本主义而代之之势，以国人性格，趋新逐浪，四面撒网，亦属必然。

第三，因为思想启蒙的条件不足，以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极为欠缺，因此“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实际冲击力必定十分有限。且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当时仍在农村，而中国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新文化运动期间少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充其量也只能在城市知识青年中发生一些作用，对城市一般民众的作用如何都值得怀疑，更不论其对农村的影响了。

第四，如果说“五四”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生过什么重大之影响，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它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第一，诚如毛泽东所言，中共的产生根本上是因为“俄国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非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五四”。历史文献证明，当年除陈独秀等人，还有好几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打出过“共产党”的旗号，并与莫斯科发生过关系，故即使没有“五四”，没有陈独秀，俄国人也一定会像他们这时在朝鲜和日本所做的那样，去推动张独秀或李独秀创建出一个共产党出来。或者换言之，只要有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只是迟早的事。因此，“五四”与中共的产生，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二，即使有了中共，在“五四”之后到1949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中国政治及其中国社会，整体上也并没有激进化起来。换言之，“五四”与中国传统的破坏和所谓“激进主义”的流行，二者间也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五四”破坏了什么？

既然人人都把“五四”视同“革命”和“破坏”，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五四”到底想破坏什么，又破坏了些什么呢？我在这里给大家看看当年陈独秀等人的说法。

陈独秀在回答时人对他们破坏意图的质疑时曾经讲过：《新青年》同仁所要破坏的对象有孔教、礼法、国粹、贞节、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和旧政治。其原因是：我们“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然向旧传统进行了挑战，它也就自然会有所谓破坏。问题是，陈独秀等人当年攻击了很多旧的东西，实际上到底哪些东西被这次运动破坏了呢？或者说，哪些只是被这次运动局部破坏了，哪些是过去就已经破坏或已在破坏中的，这次运动又顺势加以破坏了呢？特别是，哪些是运动发动者想要破坏，事实上并没有破坏成的呢？对此，恐怕要做一点具体分析才行，而过去的讨论太过笼而统之，一概而论了。

我们先来看孔教。孔教作为旧政权的偶像，在实际生活中被破坏了吗？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读一下鲁迅的日记。鲁迅自1913年起就作为教育部官员一直参与当局祭孔大典，直到“五四”之后的1924年。他的体会是，当今的权贵者其实只是拿尊孔做争名夺利的“敲门砖”罢了，而中国的一般民众，虽称孔子为圣人，心里却不真觉得他是圣人。其实陈独秀对此也讲得很清楚：“‘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由此可知，其实陈独秀等人这时之反对孔教，并非是因其仍有怎样的偶像作用，而是因担心袁政府的倒行逆施会导致孔教的作用死灰复燃。

再看旧伦理、旧礼法。这些恰恰是孔教的关键所在，亦即中国伦理政治之本。实际上，自民国以来，旧伦理、旧礼法一直到清末新政革新以来各种新制度和新政策，包括受到来自西方文化影响和思想观念的冲击。如三从四德、贞洁、孝道等等观念，以及一些传统礼法，在城市居民中已开始部分地被动摇或改变了。吴虞辛亥之后与父亲打官司争家产，就反映出了这种情况。故新文化运动说起来不过是进一步将这种冲击公开化，并上升到观念意识的层面上来了。但是，无论是发自民间，还是发自新文化运动，旧伦理及其旧礼法作为中国多数民众的观念和礼俗习惯，并不曾因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再看旧政治。坦率地说，新文化运动，也包括1919年以后倡言社会改造的“五四”运动，都从未真正对中国政治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中国政治运行及其问题依然如故，就连传统儒教的核心内容，即所谓“三纲五常”，也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被统治阶级扬弃改造后，就重当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

再看旧宗教。首先，汉人原本即无宗教观，反对旧宗教对多数汉人并无多少利益妨碍。但另一方面，释道基督，信者自信，新文化运动也无法改变这些信众的信仰选择，自然也无法动摇释道基督各教在近代中国已有的地位和影响。

再来看旧文学和旧艺术。简言之，1.《新青年》自1918年起改为白话文，并大力推动白话文运动，的确造成了文言文统治局面的改变。但是，第一，白话文的日渐流行却并非自新文化运动开始，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白话报纸和小册子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日渐流行了。白话文在文化层面取代文言文，是迟早的事情。2.新文化运动成功地推动了新诗的创作，但旧体诗词的地位也并未因新诗的流行而发生根本动摇。3.“五四”期间，西洋话剧开始在知识青年中流行开来，但民众的偏爱却仍在传统的艺术形式上。4.由于众多留洋学生回国带回西洋画法，使传统画法受到冲击，但传统画仍有广泛的市场和需求，故其并不因西洋画的出现而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