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化圈的存在和基本生态为现代中国知识群体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形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影响深远的某种“机制”性的东西，我们不妨可以将它称作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民国机制”，“民国机制”并不属于那些专制独裁者，而是根植于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根植于这一群体对共和国文化环境与国家体制的种种开创和建设，根植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贤的现代理想，它的雏形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其具体表现就是“兼容并包”的文化教育机构与相对宽敞的文化传播机构。

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繁盛，便得宜于这一“机制”，“五四”，则是该机制的第一次自然形成的历史见证。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机制”本身就属于“五四”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济之死：

　　自杀的自我阐释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

1918年11月10日清晨，梁济自沉于北京城北的净业湖（积水潭）。这只是《京话日报》核心集团群体自杀中的一起。之前，5月2日，梁济的儿女亲家、《京话日报》创始人彭翼仲在烟台附近海面投海未遂，为旁人所救；其后，11月29日，《京话日报》现任主笔吴梓箴效法梁济，于同一地点投湖。

自清末以来，“自杀”成为知识分子表达自身诉求、希冀激励社会的一种极端形式，如1905年，就有陈天华、潘英伯、惠兴等人因忧国忧民自尽。这些志士的主张，均在死后由报章披露，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同情。

《京话日报》同人的自杀，亦属于这种类型。不同的是，自杀者本身即是报人，因此主张的披露更为迅捷、完整，同人的评说更为贴切、全面，自杀者及其同情者也由此拥有了更大的自我阐释空间。

　　《京话日报》同人的共同特点是：位不甚高，名不甚显，功名大抵只到举人，官职不过通判、中书，又在北京生活多年，与中下层社会的联系相当紧密。《京话日报》在1905—1906年的全盛时期，几乎就是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公共舆论平台，各阶层来稿充满版面。

　　但1913年复刊的《京话日报》，已经非复旧观，沦为诸多“小报”中的一种。因此，梁济等人的自杀，以及他对自杀行为的发布与阐释，不仅仅是个人伦理层面的追求完满，而且带有宣扬《京话日报》的启蒙理念、突破“守旧”的文化形象等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