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二

对于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的礼教应当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是“五四”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的共识，这里不只是有陈独秀、鲁迅、吴虞，而且还有李大钊、易白沙等人。袁世凯想做皇帝，康有为公然向当时的国会提出要把“尊孔”纳入宪法，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孔子思想和帝制的联系。孔子是尊崇帝制，认为君臣之义是不可移易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然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而袁世凯称帝以至张勋要复辟，倒是合于圣经贤传的了。事实是称帝复辟必尊孔，因为孔子这块招牌，或者说，这块敲门砖对于敲开帝宫的大门是用得上的，这自然更加深人们对孔子伦理政治思想的仇视。这样，批判孔子也就不只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且直接成为现实的政治斗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这样的思想政治空气里，“推倒孔家店”，或者“打倒孔家店”，是不是毫无根据，因而是冤假错案呢？不能这样说。因为孔子的礼教这种伦理政治思想是孔子的根本思想，它和民主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是不是矫枉过正呢？看来是矫枉过正。因为孔子思想，还不只是直接与封建君主专制相适应的伦理政治思想的。

但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当时中国的状况，考虑一下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过着痛苦的生活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制度，而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封建思想的最高代表正是孔子的礼教，他的伦理政治思想。当时《新青年》的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又都是从旧营垒出来的，他们不但深知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给人民带来悲惨的命运，而且他们本身也大都是身受其害，他们是带着对旧社会憎恨的感情投入反抗斗争的。我们又怎么能要求当时参加战斗的先辈都是四平八稳，无过无不及的呢？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了中国大革命时期正在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对于当时被一些人认为“过火”的现象，毛泽东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站在农民方面认为这是应有的“矫枉过正”，他的有名的格言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当时用“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这种生动的又警策的语言说明对革命应有的认识。毛泽东坚定、严正的革命态度，打击了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反动势力，也教育当时有右倾思想的干部，使农民运动能够健康正常地发展。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三

其实，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在大约到1919年以前这几年，对孔子的批判，火力是猛的但又都是说理的，而且他们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孔子和君主专制的联系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没有全盘否定孔子。《独秀文存》第三卷，保存着陈独秀与他的朋友和读者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到，陈独秀和他站在文化革命同一战线的同志，对孔子都不是全盘否定的。

陈独秀曾经自己表白：“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这是符合事实的。不但陈独秀，他的同志，也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把孔子的礼教批倒。陈独秀还说：“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足见他并不是否定孔子的一切的。最典型的表现是吴虞，他给陈独秀的信说道：“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馀焰，则不得不攻之者，亦犹是耳，岂好辩哉？”

这信大约是1917年初写的。连这个“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也承认孔子是“伟人”，可见他虽然把孔家店“推倒”，还没有打算让店主“永世不得翻身”。看来，这个店主还有另外的一面，而且也是重要的一面，他和《新青年》的同人还是心里有数的。但在当时的中国，要“推倒”被誉为“圣人”、“通天教主”的孔子，这些人的处境一定不妙。尽管他们的言论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震动，但并不容易为多数人所理解，至于主张复古尊孔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开始时往往只在少数人手里，首先觉醒的分子容易被孤立。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同人被认为是“名教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