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不单单是个节日、纪念日的问题。稍稍放开一些时空看，五四乃是一个思想问题，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所关涉之大，大概只有1840年这个年份可以比拟。让人难办的是，1840年已经远远的过去了，而5月4日，年年都会遇到，即便是全民狂欢的放假周，也很难擦肩而过。

国家之大，在于从来不乏异数。有时候，这些异数激越的呼喊很可能是这个老大国家的清醒剂。是为“早叫的公鸡”，虽不免最终被宰杀的命运，到底也为群侪做了写功德无量的事情。从上个世纪末叶开始，就不断有人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五四问题，甚至中国也要重新回到五四，补上被民族战争阻断了的民主和科学课程。

一边喊，实则我们的国家也在一边改。特别是2005年以来，民众普遍感觉到对于社会公正、人格公平、政府公开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往往是不得已的应对，现实情况可能更糟糕，但习惯了被治理的民众还是惊喜交集。

只是我们拙劣的电视台依然在糊弄百姓，不仅在重大社会问题上缺席，干脆就一猛子扎进了历史的迷沼，继续其帝王将相的演绎去也。以这个五月而言，历史剧一部接着一部，帝王将相不是雄才大略就是两情相悦，我们这个举世未有之社会大变局的当下，并无艺术的反映。

央视那个小崔就说：“时下盛行的庸俗历史剧正在毒害着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在他们历史知识结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离奇的情节吊着他们的口味，也改变着他们的态度。崇拜皇帝和喜爱格格，也许会从一种好奇好玩变成一种深入人心的历史观。”

于是有人悲观地说：“五四”死了/我们还在痛苦地活着/我们活着/“五四”却早已在痛苦中死了。

不过，也有人说：我们不愿意说，五四运动已经夭折了。因为从物质的层次上说，中国也还是有进步的。只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也就是五四所追求的“人的现代化”的目标来说，我们不能不感到要在中国这样古老而庞大的国家里实现现代化有多么困难，然而正是人的现代化才应该是被中国定为国家目标的“现代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中国人必须从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Q转变成能自尊自律的、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

此公接着说：九十年的经历虽然使我们感到有些挫折感，但是并不足以使我们感到沮丧。因为五四先贤所要进行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它的成功可以推迟，但是决不会归于失败。要记住胡适的话：“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入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免不了的。”我们只有屡败屡战，再接再厉，回到五四，重新启蒙。这样的话，即使在我们那个火热的“百家讲坛”也是听不到的。滑头的历史学者在正说和大人；蹩脚的宪政学者则开口就是美国如何、日本如何；只有某些脸熟的某校教授面对现实，一开口却是解读政策，云云。可以视其为没有成为现代公民的知识人，但他们却已经俨然为师、开坛讲法了。

五四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个历史问题，说是说不清的，但一定要常说说。历史久远几千年、内忧外患百多年的老大帝国，只能一点点植入民主和科学的因子，甚至不妨以一些接近性的概念做替代物，比如“民生”暂代“民主”……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突变。

(责任编辑:落叶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