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化。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人，主张议会政治、政党内阁，与北洋系妥协，孙中山先生当时处境孤立。袁世凯利用同盟会内部的矛盾，攫取了大权。

袁世凯上台后，一心追求独裁专制，企图把封建君主制重新加在人民头上。他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独揽军事、行政大权，颁布诸多法令。对外秘密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为了在地方布置心腹，袁下令罢免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省都督，使北洋军阀倪嗣冲入皖，占领安庆。倪嗣冲、马联甲一伙与袁世凯紧密结合，伪造民意，推行帝制，互称君臣，丑态百出，激起安徽人民极大的义愤。

为了反对袁世凯和地方军阀推行帝制，1916年，我和段瑞兰、杨允中、沈子修等曾密谋在安庆举行武装起义。我先与段瑞兰筹资约2000元，设地下据点两处：一个设在酒馆味莼园，地点在安庆旧藩署前，我充经理（当时同志们叫“朱贵酒店”）；一个设在安庆大南门中药铺楼上，由允中负责。药铺储有炸弹。允中与上海方面接洽，约定旧历端阳节前一日运回手枪20枝，准备在端阳节夜间起义。计划首先纵火味莼园，趁救火混乱时，由警务处督察长翟少垣先将朱家珂（省警务处长）扣押，把东署、南署和西北两署中下级警察，包括巡查一大队，共2000余人，集中起来，成立安徽讨袁军第一军。同时，将常恒芳、褚辅成从陆军监狱接出来（常恒芳与褚辅成在1913年同时在北京被捕，解交皖军法处，押于陆军监狱），组织安徽讨袁临时军政府，并决定以常恒芳为首，段瑞兰和我为副，管理全省军事、民政事务。同时，还制定北伐计划，训练和扩大军队，响应云南蔡锷讨袁义举。不料事泄，倪嗣冲在武汉立即电告皖警务处，于端阳节前一日先下手，缉拿我等归案。翟少垣是我的知己，得此消息后，夜半亲自送来两张出入城证，叫我迅速离去。我为了掩护同志，就把两张通行证给了瑞兰和子修，让他们迅速离去，我遭到了逮捕。他们出城后，正好在途中遇见允中从上海购买军火归来，也就一起返回上海避难去了。这次反袁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民主共和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改变的，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终于在全国一片声讨中下了台，忧惧成疾而死。倪嗣冲仓促由武汉逃回蚌埠。孙中山先生回国通电全国各省反对帝制，同时还电北京黎元洪，要求释放政治犯。安徽同乡会和柏文蔚联名电皖，指名释放我和常恒芳。不久我就恢复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