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战士们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国广大民众的奴隶主义思想还相当严重。没有受到启蒙的“旧民”，有了“器物”（洋务运动），也是要吃败仗的；没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头来也发现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们看到在现代化和制度突然引进的时候还需要觉悟的拥有现代思想的“新民”而发起的。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们企盼的，新中国需要的“新民”并没有出现。

可是，九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说有些知识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靠拢，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国的民间已经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个世纪那么远。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范围，与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别了。

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从尘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献和互联网上新鲜出炉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识分子们以启蒙先驱的态势翘首高歌，期待一呼百应。无论在他们的学术著作还是时评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们侃侃而谈、指点江山、引领民众，但你却很少能够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被他们启蒙和引领的民众的身影。

然而，当你打开互联网，你却会从当今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时评文章里发现，是民众在引领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权、争自由、扩大民主权利等等，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显然已经走到知识分子的前面。有时，你会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们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闪闪地品头论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识分子相比，当今的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认识除了理论知识外，显然还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但他们如今却因为种种原因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辈那样论述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即便在评论老百姓的事件时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显得闪烁其词。如果说九十年前的启蒙知识分子忙于指引民众，那么当今的启蒙知识分子则是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地解释民众一波又一波的行动。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们终于回归到了胡适先生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可问题是，九十年前不针对问题的“主义”显得苍白无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积累的所有问题，如果真要得到彻底解决，又如何可以不谈“主义”？

这，也是九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来，中国人与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成长

有人担心，如果谈主义而不谈问题，会不会又像九十年前一样，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走上弯路甚至邪路？

现在有很多人对九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心存疑虑，认为当时的思想解放让我们国家走上了弯路，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些“文人”们的空论和虚热。

这些年来知识界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而将中国引上歧途的论调甚嚣尘上，实际上完全不得要领，是对历史曲解和误读，而且还大面积地误导民众。五四根本就没有“全盘反传统”，即使“全盘反传统”（彻底颠覆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也不会将中国引上歧途——因为中国已经在歧路上活蹦乱跳地折腾了几百年。

从魏源、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到曾国藩、李鸿章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和民间创办工商企业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创造共和，到民国初年建立议会制度、进行政党竞争轮替、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出版，到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倡导以人权平等、独立自主的新伦理取代等级专制、奴隶主义的旧伦理，我们国家民族一直在人类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奋勇前进。

五四以后我们国家民族确实走上了岔路，但跟“反传统”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当时“觉醒”起来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错了路：从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国家主义压制个人自由的邪道，从学习英美的人类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为师”的岔路。

但即便走了弯路和岔路，也不至于让我们就此怨天尤人，悲观失望甚至生出了绝望。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后又折腾了这么多年仍然不得法，决不是那个短暂的启蒙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造成的，而是中国两千年顽固势力的缓冲所致。如果我们不只看到自己的苦难和不足，能够真正实事求是的话，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九十年，即便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也有很多国家走上弯路和邪路，包括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亚洲的军国主义日本等等。相比较这些集权给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我们还会不会认为过去九十年里，只有我们的民族走上了万劫不复的邪路？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现在看到民主和自由法制逐渐深入人心的时候，却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九十年前，这些概念并没有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那些观念也还远远不能算是“普世价值”，五四过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先是经历了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又熬过了最漫长的冷战，很多国家都在邪路和岔路上走得很远。正是接二连三的教训才让很多国家回头是岸，纷纷回归人间正道。

如果说五四后的中国走向了历史的岔路和邪路，那么，当时和中国一起走上岔路的国家还有很多。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突飞猛进的发展都是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如果考虑到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的话，我们没有在五四前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光明大道，恰恰表明历史有其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历史，是公正的。

然而，风雨苍黄九十年，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变了。九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们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亚洲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国家所接受。

放眼世界，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误入过歧途，走过弯路，或者走过邪路，那么现在除了少数国家如北朝鲜外，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抛弃弯路和邪路，回归到九十年前我们前辈知识分子们呼吁、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探索出来的最不坏的那条路……

收回我们的目光，审视我们自己，不难发现，我们一边在小路上屁颠屁颠地踽踽独行，一边对九十年前的先人怨天尤人（啊，是他们把我们引向这条羊肠小道的啊），我们应该感到失望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们……

遥想九十年前的前辈，感受周围风起云涌的“新民”，抚思我们内心沉睡了太久的激情，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充满希望？

(责任编辑:落叶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