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康（男，72岁）

　　50年代过春节，咱北京人最大的乐子就是逛厂甸。

　　那年头，位于琉璃厂附近的厂甸庙会一开，整条街就是人山人海，空竹声、风车声、“高跷”的锣鼓声和人们的欢笑声响成一片。

　　我那时在铁路上工作，放了假就会带上小侄子到厂甸买大糖葫芦。厂甸的大糖葫芦有三尺多长，上面还插着小红旗。大糖葫芦很受欢迎，卖大糖葫芦的地方经常排着长长的队。

　　厂甸的小吃摊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地让人围着。豆汁、豌豆黄、艾窝窝……全是厂甸有名的小吃。

　　▋时髦年话：这要是放过去，哪敢想呀！

 

　　20世纪60年代：知青扒火车回家过年

　　那个年代的过年也打上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人们过年的方式惊人的相似，餐桌上的年夜饭几乎是一样的，家里的家具摆设是一样的，穿着打扮也相差不到哪儿去，就连人们对生活的梦想也是一样一样的。

　　那个年代兴开单位团拜会。大年初二，大家坐在一起开个茶话会。领导在上面大讲过年“四要四不要”：“要讲科学，不要封建迷信；要勤俭持家，不要铺张浪费；要参加正当文娱活动，不要到处游荡；要坚持生产工作，不要班前喝酒。”而下面的革命群众正寻思着等一散会就把桌上的花生、瓜子用小手绢给孩子包回去。

　　那个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了高潮。于是，北京多了一些在东北、西北和内蒙古草原上远离亲人过年的孩子。

　　▋顾铁忠（男，49岁）

　　1969年前后，我正在山西插队。那时正是我们和“苏修”关系极为紧张之时，珍宝岛冲突爆发，我们更是全民皆兵，到处“深挖洞、广积粮”。那时候，我们插队刚好满一年，就盼着回家过个年。可公社要求知青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有几个女知青急得直哭。最后，我们集体户的几个人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家过年，就搭了一辆运公粮的马车跑到县城的火车站。

　　那时候，火车站里乱哄哄的，车一到，人们一通乱挤，结果发车铃打过之后，我们还有几个女知青没挤上车，急得直哭。于是，我们就打开车窗，把她们从窗户里生拉硬拽进了车厢。

　　那时候，我一年挣的工分值不了几个钱，家里又穷，不像别的人家，还能寄来几个钱给孩子当回家的盘缠。那天混上车时，除了二两全国粮票，我身无分文。按理说，那时候铁路上对插队知青还是比较照顾的，遇到查票的，你只要说是插队的，再拿出"光荣证"晃晃，多半不会让我们补票。可那次不走运，遇上了一个叫真儿的乘警，被扣起来盘问了半天，差点被当成盲流轰下车去，多亏了咱那一口"京片子"和一双满是老茧的手为咱“验时正身”，最后得以宽大处理。

　　活了这么多年，过了几十个年，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次扒火车回家过年。

　　▋时髦年话：“爸爸同志，妈妈同志，春节好！”

 

　　20世纪70年代：为过年起早贪夜排队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