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笔名伧父、高劳,会稽伧塘(今属上虞)人。1873年9月14日生。浙江山阴县仓塘乡(今上虞长塘)人。16岁中秀才。21岁肄业于崇文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教员。1900年秋到上海，创办中国近代首家私立科技大学---亚泉学馆，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半月刊。又编辑《文学初阶》，为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1903年，返绍兴与人创立越郡公学。翌年秋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历时二十八年。早年又攻理科，商务早期理化书、博物教科书大多出自他手。主编《东方杂志》，改为大开本，增加篇幅和插图，从东西文报刊选译最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潮。并开设“科学杂俎”栏目。对于国际时事，论述详备，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他发表的译著论文达300多篇。始终坚持科学的立场，于人生观和社会观，于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目的，实为中国启蒙时期的著名爱国学者、编辑家。1920年辞去《东方杂志》主编兼职，专任理化部主任。

 

杜亚泉以其刻苦自习的知识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先后主编并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都是该学科的第一部大辞典。1924年，出资在上海创办新中华学院，并任教。两年后停办。1932年，淞沪战役中，他的寓所与商务印书馆俱被焚毁，全家回乡避难。在家中指导商务同仁及侄儿编辑《小学自然科学辞书》及大量的各类教科书，为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奠基，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1933年12月6日在家乡逝世。著有《人生哲学》、《博史》、《杜亚泉文选》等。译有叔本华的《处世哲学》等。

 

杜亚泉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当时传入的西洋文化，以及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杜亚泉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吸取西洋文明，但反对一切照搬、全盘否定本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东西方文化应该取长补短，融合调和。陈独秀则主张彻底铲除我国传统文化而以西方文化取代。

 

杜亚泉虽然早年也是十分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战争触目惊心的现实所震惊，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意识到不能再盲目崇拜西洋，并反过来重新审视中国固有文化，觉得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足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者。

 

1917年，他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为其经济目的不在充足社会生活所需要之资料，而在满足少数人生活之欲望。因而生产过剩，竞争激烈，军备扩张，物质主义大炽，推而演之为强权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甚至战争万能主义。“道德不道德之判决，在力不在理”，“战争之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诿罪于弱国之存在。”所以，他认为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冲突，及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他对我国人民传统的爱和平、讲中庸、尚仁义、重民本及均贫富等思想是很推崇的，这也是他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救西方之弊的因素。当然，他也很明白，不学习西方，不足以救中国的贫弱，所以他一再强调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必须有“确信”，但又不能“自封自囿”，而要“以彼之长，补我之短”。

 

1918年4月，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迷乱的现代人心》，批评了西洋文明在我国产生的一些不良影响，认为要救济中国，绝不能完全依靠西洋文明，而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正之。一方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同年6月，《东方杂志》又发表了钱智修和平佚著译的文章，他们都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批评西方文化的缺陷，这就大大激怒了一味崇尚西洋的激进派。

 

同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明确表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两者根本相违，绝无折中之余地”。“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等鬼话来捣乱”。接着，陈又先后于同年9月和次年2月，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和《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二文，对杜等进行了严厉抨击。杜亚泉虽于同年12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予以回驳，但由于商务印书馆当局顾虑与当时彻底反传统的主流思潮相冲突会影响该馆的声誉及营业，竭力劝杜亚泉改变观点，停止反驳，并决定改换《东方杂志》主编入选，杜被迫只好于1919年底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之职。此后，杜虽未再直接对陈作出回应，但仍通过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辞去主编前，在《东方杂志》发表《新旧思想之折衷》一文，明确表示：“现时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既为人类之一部分，对世界未来文明之创造，亦应有所贡献。“苟以科学的法则整理而刷新之，其为未来文明中重要之一部分，自无疑义。”可见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信念是很坚定的。

 

现在看来，杜亚泉和陈独秀当时都在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努力，不过杜代表的是稳健的中年知识分子，而陈代表的是青年中的激进派。有人说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提倡新文化与反对新文化之争，这是不当的。

 

杜亚泉和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虽未继续下去，但影响很大，很多学者都卷了进去，延续时间很长。王元化先生曾评论说，当时论战“思想之开阔、论点之坚实、见解之深邃，往往难为后人所超迈”。80多年过去了，如何看待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如何以科学法则刷新之?如何吸取西方文化?两者能否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有益于人类的新文化?这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

 

杜亚泉对中西文化的观点，后来又反映在中西医药的问题上。1920年，余云岫在《学艺》杂志上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一文，彻底否定中医理论，不久，杜即撰文《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予以反驳。

 

余云岫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都是说谎，是绝对不合事实”，“要斩钉截铁把这点以伪乱真空言欺人的勾当，一起看破”，“一切打空”。杜亚泉则认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六气三候之类，决不能说它全无道理，只是它们没能用科学的名词和术语来解释。若是有科学知识的人，肯把中国医学的理论细心研究，必定有许多地方，与西洋医学结合，恐怕还有许多地方，比西洋医学高些呢。”他还用西医关于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的理论，对中医理论的出发点血、气二字，进行科学的阐述，用中西医对照参考各种疾病不同的看法与称谓，逐一分析对比，找出内在联系。并建议：“现在学西医的，或是学中医的，应该把中国的医学，可以用科学说明的，就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归纳到科学的范围之内；不能用科学说明的，从‘君子盖阙’之义，留着将来研究。”而在这之前，杜还曾在《中西验方新编叙言》一文中提到：“医学中精到之处，中西学说，若合符节”，“融合而贯通之，实为现今学者之责任”。看来，杜亚泉或许是提倡中西医结合的第一人呢。

（责任编辑：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