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风可谓始于伏滔。《世说新语·宠礼》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晋孝武帝在西堂会见群臣，伏滔也在座。他回到家后，一下车子就把儿子叫来，对他说：“举行上百人的盛会，天子一落座，还来不及说别的话，就先问：‘伏滔在哪里？在这里吗？’这种荣誉本来是不容易得到的。做父亲的能达到这样，你看怎么样？”激动、率真之情，可见一斑，当然其中亦不无虚荣炫耀之心。《晋书》“伏滔本传”于其事迹叙述甚为简略，竟也记载了这则轶事。

在南朝，伏氏家风每况愈下。梁武帝（502～549）时，黄门侍郎伏暅因争功请爵，为人所劾；他的儿子，被任昉称为“日下无双”的南台书侍御史伏挺，因事纳贿被劾，惧罪变服出家，竟当了和尚！伏挺的儿子伏知命，因父亲宦途不顺，怨恨朝廷，后来竟然随侯景叛军篡位，官至中书舍人，权倾内外。可惜侯景兵败后，伏知命也被下狱囚禁至死，是结局最不光彩的一个。

东武、安丘的伏氏，南朝以后，基本就寂寞无闻。但到清代后期，忽然人们对伏胜之学变得非常热心，并对伏氏宗族，也异常的感兴趣。

伏生弟子张生、欧阳生等人记载伏生关于《尚书》言论、由郑玄作注的《尚书大传》，自宋代理学盛行，土苴汉学，便散失亡佚。但从清代中期开始，很多学者热衷对此书的辑佚，有数十家之多，孙之騄、卢见曾、卢文弨、董丰垣、孔广林、任兆麟、陈寿祺、王谟辑、樊廷绪、孙志祖、姚东升、袁钧、黄奭、皮锡瑞、王闿运等辑为较著者。

由对伏生学术的关心，到对伏氏家族的关注，这在传统的宗法社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康熙三十五年（1696），邹平知县一自称是伏胜六十一世孙、伏湛五十三世孙的伏永芳为伏胜奉祀生，乾隆十一年（1746）选伏湛五十四世孙伏绍先为奉祀生，其子伏中兴继之。嘉庆元年（1796），山东巡抚、学政访察伏氏后裔，欲立五经博士，因伏中兴年老，举荐其侄孙、伏湛五十七世孙伏继祖。嘉庆十年（1805）十二月，时年17岁的伏继祖被恩准为五经博士。伏氏五经博士，是中国封建社会所设立的最后一个先圣先贤的五经博士世职。

清儒崇奉伏生、郑玄，自有其深远的文化背景。通观清代三百年学术，给人以比较清晰的层次感。正如梁启超所说，清代学术其实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学术，来了一次“倒卷帘”。从时间顺序上，由明末王阳明之学，进于宋儒程朱理学；由程朱理学，进于东汉许、郑注疏考证；由许郑之学，进于西汉董、伏（董仲舒曾为胶西相，与潍水经学也有关系）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从价值取向上，是由虚到实，由主观而客观。晚清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转变，还有一个潜在的指向，那就是社会变革。古文经学倾向于维持既有秩序，今文经学的精髓则是变法改制。西汉伏、董的今文经学，导致了汉武帝太初改制；晚清的今文经学，则一定程度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如果没有今文经学鼓吹新周改制，20世纪的中国人会不会那样容易甚至轻率的接受“革命”的概念，还是个问题。如果说汉文帝立伏氏学为五经博士时，是中国经学的红日东升；清代嘉庆年间所置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五经博士伏继祖，就已是两千年经学的落日夕照，或者是中华文明的又一次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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