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士人和君子做什么事？两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学问。而且，最好是两件事都做，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句话虽然是子夏说的，却很能代表孔子的意思，因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过去，人们常常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书读得好，就能做官，或就去做官，这是不对的。因为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仕而优则学”。如果“学而优则仕”是“书读得好就做官”，那“仕而优则学”是什么意思？是“官做得好就读书”吗？显然不通。其实，这里的“优”，不是“优秀”，而是“优裕”，即“有余”或“富余”。也就是说，做官而有余力，就治学；治学而有余力，就做官。一边做官，一边做学问，两边都不耽误。

这当然也不错。但如果做不到呢？首选什么？做官。在孔子看来，做官是最重要的，不做官则是可耻的。为什么最重要呢？因为做官是读书的目的。为什么不做官可耻呢？因为只有做官，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职业；也只有通过做官赚的钱，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收入。要知道，士人和君子也是人，他们也要谋生，要吃饭，要有钱用。钱从哪里来？非由天降，非由地生，只能去做官。种地是不行的，孔子瞧不起那些“鄙事”。孔子有个学生，就为这事很不讨老师喜欢。这个学生叫樊须，字子迟，所以又叫樊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也是“黄埔三期”。此人不知哪根筋搭错，居然提出要学习种粮。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粮农（吾不如老农）。又提出学习种菜。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菜农（吾不如老圃）。樊迟一走，孔子就大骂这学生，说是“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显然，在孔子看来，干农活，当工匠，做生意，都不如读书做官。读书做官的是君子，其他都是小人。

咦，这就奇怪！孔子不是说过，他自己少年时代也“多能鄙事”吗？怎么又蔑视农工商了？对不起，“多能鄙事”那是过去。过去，孔子是“小人”，甚至是“贱人”。为了“谋生”，不能不干些“下贱活”。这些“下贱活”，也曾经让他从中受益。这一点，他也承认。但现在，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君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谋心不谋生”，岂能再去种粮种菜，挑个小担儿卖红薯？何况孔子还有一个观点，叫做“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也就是过去的事情不能纠缠，要紧的是面向未来。未来是什么？做官！做官！做官！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士人和君子做官，就像现在的国企改革一样，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往政界去。钱从哪里来？从俸禄来。所以必须做官。为了做官，孔子曾经放言，说是如果有人用他来治国或者齐家，则“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期，音基。从今年这个月到明年这个月，叫“期月”，也就是整整一年。孔子的意思很清楚，只要让我做官，保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获成功”，简直就像现在的某些医药广告。

孔子还为自己的学生做宣传。据《论语·雍也》，有一次，鲁国大夫季康子向孔子征求意见，问他的学生谁可以出来做官。季康子先问子路，再问子贡，再问冉有。子路和子贡，前面说过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冉有。冉有，名求，字子有，生于公元前522年，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黄埔二期”的。他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特点是行政能力强，还善于理财，最适合做财政部长。孔子的回答，是他们三个都不成问题。子路果敢决断（由也果），子贡通情达理（赐也达），冉求多才多艺（求也艺）。从政治国，绰绰有余，做个官算得了什么呢（于从政乎何有）？可见，只要有机会，他不但推销自己，也推销学生。

好家伙，这就简直是“官迷心窍”了。自己想做官，也主张学生做官，还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当年批判他“读书做官论”，不算冤枉。

那么，孔子是“官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