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这话，击中了季康子的要害，也说明孔子很懂政治。实际上，季康子要攻打颛臾，就是害怕将来鲁君收拾他们的时候，颛臾会帮忙，这才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季康子后来攻打颛臾了没有呢？不清楚，因为史无记载。但孔子因此而发表的一些政见，却流传千古。孔子对冉有和子路讲，我孔丘听说，诸侯也好，大夫也好，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条，则本国人安居乐业，外国人心悦诚服，就不会有忧患。自己的事情搞不掂（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却去琢磨发动内战（谋动干戈于邦内），怕是不行吧！

这段话很有名，问题也不少。许多学者都认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和寡，错位了。这个说法有道理。什么是“贫”？就是贫困。什么是“寡”，就是稀少。贫困是经济问题，稀少是人口问题。均，是均衡；安，是安定。因此，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执政者应该忧患的，不是经济贫困，而是分配不均；不是人口稀少，而是人心不安。人心不安，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分配不均，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还是要闹事，恐怕闹得还更凶。相反，均衡，就不怕经济贫困；和睦，就不怕人口稀少；安定，就不怕政权危险。这就叫“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这话，不少人听了很受用，还不时拿来说事，甚至用来主张“吃大锅饭”，平均分配。其实孔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的“均”，不是均匀，而是均衡。所谓“均衡”，就是按照不同的身份、地位、级别、名分来分配，即康有为《论语注》所谓“各得其分”。具体地说，就是级别最高的分配最多，级别最低的分配最少，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弄得底层一点没有。儒家是主张等级制的，所以才先要“正名”，以便“按名分配”。至于“大家一样”的“平均主义”，对不起，那是墨家的主张，不是儒家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现在的问题是：孔子一门心思想做官要从政，而且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还懂政治。那么，他当上官了吗？

可以说当上了，也可以说没当上。孔子做过官的国家，一共三个：鲁、卫、陈。鲁国的官做得最大，一度以大司寇（公安部长）的身份摄行相事，但时间很短。从做中都宰算起，前后只有四年。在卫国做官时间最长，先后两次，加起来七年（卫灵公三年，卫出公四年）。在陈国就只有三年。做什么官，也不清楚。这样算下来，孔子做官的时间，共十四年，占他成年后生命的四分之一。孔子到过的国家，除了鲁、卫、陈，还有周、齐、宋、曹、郑、蔡、楚。他做过官的国家，约占他所到国家的三分之一。看来，他是做官的时间少，碰钉子的时候多。更何况，即便做了官，他做官的三个目的（实施政治蓝图，实践学术主张，实现人生价值），也一个都没达到。更多的时候，是失望地离开。在鲁国，在他国，都如此。

这样一路钉子碰下来，结果是子路发脾气，孔子发牢骚。孔子六十一岁那年（公元前491年）曾经到陈国做官，六十三岁那年（公元前489年）离开陈国去蔡国，半路上被人围困，断了粮，一行数人都饿得爬不起来，当时子路就发脾气了。据《论语·卫灵公》，子路“愠见”，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这里要说明一下。穷，是没路走，不是没钱用。在古代，没钱用叫“贫”，有钱用叫“富”；没地位叫“贱”，有地位叫“贵”；没出路叫“穷”，有出路叫“达”。达，就是通畅；穷，就是困窘。穷与达相对应，贫与富相对应，贱与贵相对应。贵贱、贫富、穷达，是三组概念。愠见，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见面的见，则“愠见”就是气冲冲地去见孔子。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表现的现，则“愠见”就是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总之，子路怨恨地对孔子说：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