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伤心，子路还要添乱。据《论语·子罕》，有一次，孔子病重，子路便自作主张“使门人为臣”。什么叫“使门人为臣”？就是安排同学们组织“治丧委员会”。没想到孔子病又好了。这下可麻烦了。孔子闻讯，大发雷霆，痛骂子路。孔子说，仲由这家伙，从来就不老实。他搞诈骗，已经是由来已久了（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没想到这回还逼着我搞诈骗（无臣而为有臣）！我骗谁（吾谁欺）？骗老天爷吗（欺天乎）？

这段话有点费解。一般人都会想，子路这事确实做得不靠谱。人还没死，你组织什么“治丧委员会”？但这顶多也就是做事不过脑子，怎么是搞诈骗（行诈）呢？原来，这里面有个弯弯绕。这个弯弯绕，就是“为臣”，即子路组织的那个“治丧委员会”。按照当时的制度，只有诸侯去世，才能“为臣”。后来，礼坏乐崩了，大夫去世，也组织。而且，古代的“为臣”，与现在的“治丧委员会”还不同。现在的“治丧委员会”，是人死了以后才工作。古代的“为臣”，却是人死之前就工作，当着活人的面就操办丧事，比方说换寿衣、整容什么的（请参看杨伯峻先生注），现在某些农村还有这种习俗。这不是咒人死，而是要让人死得风光体面。何况在子路看来，孔子好歹也是做过鲁国大司寇的，也是大夫。别的大夫可以“为臣”，孔子怎么不能享受这个待遇？国家不来组织，那我们就自己来组织，反正不能让先生死得窝囊寒酸。所以，子路“使门人为臣”，其实是一片好心。

问题是孔子的想法不同。孔子认为，“为臣”既然是诸侯之礼，那就不能僭越。别的大夫僭越，是他们的事，我孔丘不能做。我孔丘明明没有资格成立“治丧委员会”，你们还偏偏要搞（无臣而为有臣），这不是“行诈”是什么？这事如果得逞，则自己维护礼法的一世英名，岂非毁于一旦？只怕还会落下“欺世盗名”的恶评。所以孔子怒不可遏，认为子路是“绑架”了自己来搞诈骗，这才赌咒发誓说“吾谁欺，欺天乎”。意思也很清楚：这种勾当，就连人都骗不了，你还想欺天？

至于自己是否死得风光体面，孔子也另有想法。他骂子路说：我难道一定要死在“治丧委员”手里吗？我是宁肯死在学生们身边的（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就算我死得并不风光，难道会死在马路边吗（予死于道路乎）？显然，孔子对自己的身份有定位。这个“位”，就是教书匠。教书匠用不着搞什么“治丧委员会”。能够死在学生们身边，有学生追悼怀念自己，就是最大的光荣，干嘛非得享受贵族和官员的待遇？这个观念，可真是让人肃然起敬。就冲这一条，我们也敬重他老人家一辈子。

可惜孔子管得了生前，管不了身后；管得了子路，管不了子贡。孔子去世以后，子贡带头，加上其他学生（宰我、有若等等），众人拾柴，众志成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还是把他抬上了圣坛。

不过这已是后话，现在还说眼下。从前面这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第一，孔子是尊礼之人。他用自己对后事的安排，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二，孔子也是性情中人。他心里想什么，就会表现出什么。一旦发怒，便全然没有什么温良恭俭让。

事实上，孔子也和我们一样，有着普通人和正常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且不乏幽默感。我们读《论语》，看见里面满篇都是格言，常会以为孔子平时也是格言不离口。其实这是误解。孔夫子三十岁开始教学生，差不多一直教到七十三岁。这四十多年光景，得说多少话，岂能句句是格言？那可真成不会说人话的了。《论语》不过是把这四十多年的话，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最后又集中了起来，可不就成了“格言篓子”？好在《论语》还保留了不少有趣的情节，让我们看到孔子真实的另一面。正是这另一面，让我们看见了真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