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时，正赶上“文革”年代。由于父母的知书达理，又由于有幸于七龄之际得识张大千、张善孖的得意门生胡爽庵恩师，故有书可读，有艺可习。

父母育我长大成人，恩师教我作画做人，培养了我不甘于人下的倔强性格和后来艺术追求的动力，也使得我比同龄人懂事要早。家境虽然困难，但我穿着母亲给我洗干净的补丁衣服，出入于厂肆、海王村仅存的几家店铺，翻阅能看到的一些书籍，用精神食粮补充着腹中的空虚。

《文心雕龙 道体》

祖国大地迎来了春天，文艺生活逐步走向正常，使我产生了更强烈的求知欲。省吃俭用，购买了大量书籍，以书为缘，结识了众多良师益友，也更使得我在事业上有了日新月异的进步。

对我艺术追求影响最大而有举鼎之力的当属齐梁时期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尤其此书的第三十六篇主要是讲“比”、“兴”的两种方法，它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总结，今天我们也很有必要加以探讨和发扬。“比”是比附事理的，“兴”是引起感情的，需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由于引起了感情，故而“兴”才能够成立；更由于比附事理，故而“比”方能产生，并用鲜明的形貌来说明事理。把这个方法引入绘画领域的首创者当推宋代的苏东坡。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论诗，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论词，他又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论书法，则同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而绘画上是“文人画”的开创者，在宋代乃至中国绘画史上，他的绘画美学观点产生了深远的、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有其诗为证：“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也曾赞扬王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又称杜甫诗为“无形画”，韩干画为“不语诗”等。以上皆“比兴”之法，也恰为中国画写意之真谛。

读《文心雕龙》使我确立了我的艺术创作风格：“比兴”。近年来我创作了诸多作品，如《虎妞与祥子》取材于老舍先生名著《骆驼祥子》，扇形画面上虎尾系辫绳，身边一辆洋车，人们一望而知是虎妞与祥子。再如《挡曹》，取材于《三国演义》，画面上两只虎的形象，用红头绿身代表关羽，用白头红身加之炭灰感代表火烧赤壁后的曹操，用虎的造型充分表达了华容道关羽、曹操各自的心理独白。又如《三岔口》取材于传统京剧《三岔口》，以两只虎的打斗和倒地的烛台，象征着黑暗中打斗的任堂惠和刘利华，以此体现传统艺术二者相同的程式化和知白守黑与计白当黑的哲学概念，这也恰是传统艺术程式化和夸张手法的巧用。《桃园三结义》、《无猜》、《三娘教子》、《谁赶》、《庄周梦蝶》、《夸父逐日》、《八酣图》、《红楼梦十二金钗》等，博得了观者的认同。

我创作的这些绘画作品，都是取材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近现代文学作品中。平时读书的大量积累与创作时的自然联想，是分不开的。读书也将促使我创作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书将会伴随我一生。有书得看通神外，游戏人生几百回。

（编辑：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