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品评人物的方法之一，是按照行为表现，分为三等：中行、狂、狷（《子路》）。能够列等的，都不是泛泛之辈，必须以性格配合修养，展现特别的风范。

孔庙

先说“中行”，一般解为“中庸”，以“喜怒哀乐”为例，可以“发而皆中节”。为了“中节”，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与自制力；稍一不慎，可能流于矫情，好像连喜怒哀乐都要时时反省是否恰到好处。孔子在颜渊过世时，“哭之恸”，十分伤心，别的弟子提醒老师节哀。但是我们记得孔子自认“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而彼时已过七十，应该没有过度伤心之虞。自以为“中节”，别人却未必认同，连孔子也觉得为难，由此更可见“中行”之不易了。

孔子以此为目标，发现古人各有所长，他自己却是“无可无不可”。表面看来，好像具有弹性智慧，既不坚持什么，也不反对什么。深入思考，才明白生命的开展原本是活泼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是问心无愧而已。这种“时”的观念，正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所在。

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因此，所谓“中行”，可以解为“当狂则狂，当狷则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孔子有时栖栖惶惶，求一明君而不可得，无异丧家之犬。有时却又安贫乐道，曲肱而枕，对于权威当道不假辞色，好像稍让一步，就宁可一死了之。这不是狂狷合一吗?

其次，就“狂者”来说，所谓“进取”并不是指英文里的“Aggressive”，凡事力求表现，不落人后。而是指其志向高远，眼光看准“古之人”。孟子的描写十分生动：“其志嘐嘐（ｘｉǎｏ ｘｉǎｏ，形容志大而言夸）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换言之，狂者标举极高的理想，但是实际作为却未必合乎期许。我们若有这种朋友，相聚之时，意气风发，人生何止不再乏味，简直就像要改造世界似的，充满无限的动力呢!

再就“狷者”来说，他们不屑于委屈自己，去做那些不合水准的事，譬如“为五斗米折腰”，或者跟着风潮投机取巧，稍获小利，即沾沾自喜。须知人的格调是由“不屑做什么事”开始的。如果条件适合就可以做任何事，则不符合狷者的要求了。西谚有云：“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如果人也不例外，则无法凸显人性尊严。

以此观之，我们先由狷者做起，有所不为；再升至狂者，有所必为；然后以“中行”为目标，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迁怒与贰过

儒家重视教育，鼓励大家好学。好学的效果十分明显，可以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增进专业知识与技能，在社会上取得安身的凭借。

但是，另一方面，“好学”似乎又很特别，譬如孔子就认为自己要比别人好学。《论语》两度提到有人请教孔子，弟子中有谁算是好学?答案都是一个，颜渊。只有颜渊一人算是好学，这标准未免定得太高，让人无所适从。

原因很清楚：好学须在具体的行动上表现出来，因为所学的是“人生正途”，光说不练是毫无用处的。孔子在晚年时，赞美颜渊好学，说他“不迁怒、不贰过”（《雍也》）。当时颜渊已经过世，听不到这样的评语。其他弟子大概也佩服颜渊，无话可说。

问题是：“好学”与“不迁怒、不贰过”有何关系?这是显示在颜渊身上的特定成绩，还是大家都应该共同接受的判断标准?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较高。

因为，迁怒与贰过，正是人性的通病。人有自由，难免犯错，犯错之后必须找个借口，否则心中不安。找不到借口，就转移目标，把怒气发泄在别的对象身上。迁怒的用意，是让别人—起承担自己的过错，好像在说：我不痛快，大家也别想痛快。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听以《大学》强调“洁矩之道”，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我讨厌老板怎么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去对待属下。这是恕道的引申。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分辨人我关系。最难得的是，受到上司苛责，却还能宽待部属的人。所有怨怒到他为止。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由此可以加上一句，“怒气止于仁者”。

流言止于智者，怒气止于仁者。不迁怒的人，自然养成反省的习惯，经常考察自己的毛病与过错，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然而，孔子却叹息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他居然没有见过一个人犯错之后自我责怪的。由此可见人性弱点实在根深柢固。

颜渊的不迁怒，尚且可学而至。他的不贰过，就非吾人可以想象。谁能不犯同样的过失?人的过失与性格密切相关，因此，若要做到不贰过，就须向自己的性格挑战，成效则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一个人老是在前进，隔几天就如脱胎换骨一般，真是不容易啊。孔子也不禁说他：“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这个“惜”字似乎暗示了后来的“不幸短命死矣”（《雍也》）。我们宁可相信颜渊死于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好学过度。然而，若为了修德而死，亦是求仁得仁，颜渊应当心安理得。

（编辑：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