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五蠹》、《说难》是韩非的命运三步曲，即成就了他的事业，也终结于他的归宿。于是我们和秦王嬴政一样都对这样的文章感到兴趣。当然没有嬴政那样读后的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只是多了一份认识：人性恶是恐佈社会的根源。

秦王嬴政之赏识韩非，与其说是韩非鱼跃龙门，不如说是秦王嬴政因此鱼跃龙门。总之，中国历史在这里有了一个大转折，在中国极权制建立的前夜，关于这一制度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开始了鱼和水的接触，这个转折是由一个暴君和一个偏执的书生来共同完成的。

不妨读读韩非三篇。

其一，《孤愤第十一》

韩非对于“孤”的自我定义是“处势卑贱，无党孤特”，意即孤独；

“愤” 的自我定义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此愤成仇，愤慨之极矣。

综论：“孤愤”系孤独和愤慨之意。山间孤狼，最为凶残，其心态大约与韩非的孤愤相似。

韩非说，“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此句为“孤愤”之立足点，与《雍正王朝》中那个刽子手的形象大致相当。历来，要使出大手段的人都自以为有这样的气派。例如社科院的阎崇年，歌颂完了滿清专制者后又诟病明朝皇帝的松懒，他也一定也有“孤愤”的感觉。

韩非说，“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如果把这里的“重”理解为使用，以现代的说法就是以法制代替人治，尽管韩非的王法与现代的民法是两种概念，但是作为古人的提法已经很不错了。可惜韩非的意思是“重人” 即贵重之臣，那么这句话的本意，不过是提醒君王巩固专制，和韩非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后一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这里的“当涂之人”也就是贵重之臣，韩非渴望君王专制的诚恳溢于言表。韩非是在为专制不行而“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