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秦的活动可以看出，纵横家没有自己的理想，也没有自己忠心的国家，唯一要做的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才能。不仅如此，这些纵横家有时候还不讲道德，多行卑鄙之事，简直就是十足的流氓和无赖。这一点在张仪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
　　
　　公元前313年，秦惠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1Z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南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就因为这次战役，楚国元气大伤，逐渐衰落。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德才兼备才算是真正的人才。有德无才，或者有才无德，都不能算真正的人才。甚至，“有才无德”比“有德无才”更可怕！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估计就是这种“有才的小人”。孟子就这样评价战国时代的纵横家：
　　
　　或谓：张仪、公孙衍，岂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恶足以为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纵横家尽管雄才大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熄”，轰轰烈烈，但却没有“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而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现功名不讲道德。所以，他们不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还有，杨雄在《法言》中这样评价纵横家：
　　
　　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
　　
　　曰：“诈人也，圣人恶诸。”曰：“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曰：“甚矣凤鸣而鸷翰也！” “然则子贡不为欤？”曰：“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秦耻诸。”或曰：“仪、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而难之。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翻译成现代语应该是这样的：
　　
　　有人问：“张仪、苏秦学习鬼谷子的谋略智慧，推行合纵连横之术，各自使中国得到十几年的安定。是这样吗？”杨雄回答说：“四处骗人，行不义之事，圣人很厌恶这样的人。” 有人问：读孔子的书而做张仪、苏秦那样的事，怎么样呢？杨雄回答说：“这就好比有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糟糕透了！”有人问：“然而孔子的弟子子贡不正是这样干的吗？”回答说：“子贡为的是排难解纷，张仪、苏秦为的是谋取富贵，游说的目的不同。”有人问：“张仪、苏秦能不蹈前人旧辙，也算是卓越的人才吧！”回答说：“上古时舜帝对奸佞之人加以拒斥，能说不考虑才干吗？那种人才倒是有才，但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才干！”
　　
　　无论是孟子，还是杨雄，对纵横家的评价都很低。推行谋略，而不讲道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注定是一个走不出死胡同。这是由传统文化道德至上的特性决定的。我们下面会讲到很多故事，说到很多人物，从这些故事的结局和这些人物的命运，我们会深刻地领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是一种凡事都要打上道德烙印的文化，强调道德动机的纯正。所以，苏秦、张仪推行纵横之术，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在各国进行游说，但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却是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就在于子贡在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但苏秦、张仪的动机却是谋求个人的地位和权力。正如杨雄的那个比喻：有着凤凰般的嗓音，却长着凶鸟的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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