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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在芝加哥，六千五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通过了一个《世界伦理宣言》，这个宣言有两条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推广为现代国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相互对话与交往的金规则。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以《论语》作为培训工业企业管理人员的教材。日本的一些现代大企业，例如松下、丰田、三井集团公司等，其企业哲学与企业文化的建构，对管理层与员工的轮训，运用《孝经》与“四书”等儒家经典，来确立“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丰田公司的管理理念是“天地人，智仁勇”。“天地人”来源于《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智仁勇”是儒家的“三达德”，来源于《论语•子罕》。孔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也来源于《礼记•中庸》：“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是：“松下生产人，同时生产电器。”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培训中心，每年可以轮训五万员工。松下电器商业学院把儒家哲学与现代管理熔为一炉，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学院的纲领是：严守产业本份，以期改善和提高社会生活，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学院遵守的信条是：和亲合作，全员至诚，一致团结，服务社会。学院把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学员研修的目标，并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明德”就是“竭尽全力，身体力行，实践商业道德”；“亲民”就是“至诚无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善”就是“为实现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他们认为，要培养“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必须从《孝经》开始。三井集团等创办的日本现代商学院，要求学生每天上午背诵《大学》、《中庸》、《论语》的片断，并对儒家伦理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礼、义等内容进行辩论。可见，儒家资源对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与社会管理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诵读一些中国经典。法国的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 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他的中国名字叫卜松山）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 几十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文、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令人满意。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国文、国学教育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四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谐社会的建构，对长治久安，对人的全面发展，百年树人的大业与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文明的健康发展来看，应当有法律条文严格禁止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中小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 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儒家教化不是所谓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儒家教育不仅不排斥技艺，而恰好正是寓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之中的。儒家的教育方法，绝不是今天的满堂灌，而是以启发式为主，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主张以意逆志，深造自得。儒家讲的教育，是全面的、广义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识教育、技术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艺术教育、身体教育等德智体美的各方面，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各层次。《礼记•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功能的两个方面：第一是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风美俗、道德风尚与人文环境。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交叉整合的。 中国人很重视家风、家教。著名学者、中外哲学与佛学研究专家汤用彤先生在讲述自己的学养时，首先讲四个字：“幼承庭训”。这就是幼儿时代所接受的家教，启蒙教育。古代叫“正蒙”，即开蒙的时候一定要端正。国文与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主要依赖于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与社会教育。我国古代的诗词歌赋、棋琴书画，对幼儿、少年、青年乃至成年人的性情的养育都有益处。现代公民社会需要博雅教育、心性修养教育与君子人格的培养。让儿童与少年愉快地适当地背诵一点蒙学读物、古代诗词与《论语》等，很有好处，终身受益无穷。这不仅对孩子们学人文有好处，而且对孩子们学科学有好处，对孩子们将来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处。过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学家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数学家华罗庚院士、李国平院士，生物学家吴熙载教授等，都擅长诗词书法。他们从小都背过经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 “四书”的教育，贯穿、渗透到社会、家庭的各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培养一个对社会、国家、民族有用的栋梁之材，不管他将来做什么事业，根子要扎正，特别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应视为根本。这正是“四书”进中学课堂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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