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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知”“学知”问题的讨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为“生而知之者”抑或“学而知之者”的“知者”，其所知或欲知的对象即文本中的“之”，究竟是什么？忽略或跳过这一问题，将问题简单理解为“生来就知”或“学而后知”，不仅使得“知”的活动失去自己的对象（“之”），而且因此就极可能将“知“的对象泛化，从而将问题复杂化。如果知的对象涉及人们后天社会实践中的经验活动及其具体知识，指向诸如农业生产活动及其必备知识经验。那么孔子一类的贤人君子，因为未能学而知之，所以自认不如老农老圃，尚可理解；但对此之知，历史从未有过关于生而知之的圣人之类却能够对此不学而能的记载或现象。如果如此理解，那么这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就会沦落为荒诞无稽的对常识的背谬。但是，如果就此承认圣人对此也无法不学而能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谈论生知与学知，因而也就无法区辩圣人与学者，无法划出不同等级。由此而来，孔子关于 “生而知之”的划分理论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庸》关于孔子申张“生知”“学知”的议论之后，接着讲的子思在他四大段比较生知与学知的论述中，反复强调至诚之道，圣人之道等等，就是要申明生知与学知都是以“道”为知识对象的。这样，经验层面上的“知”就与理论层面上的“知”相互区别，而且从孔子关于“生知”“学知”的问题域中被剥离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在不违背常识的情境下正常地讨论这一理论问题，而不至于简单的指责孔子的看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主张。 因而王阳明特别指出：“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答顾东桥书》，《全集》53页)（方旭东中哲史文为圣人袪魅）关学代表人物李二曲在《四书反身录》中也指出：“知之只是知本性，本性之外再无知，若于此外更求知，无异乘驴更觅驴。” 因此，无论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还是学而知之的贤人抑或困而后学者和困而不学者，其知识对象都是指向形而上学的道或天道或王学所谓的义理，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客观真理。对于这种天道义理的“知”虽然不同于经验活动的“知”，但是它们都是人类认识活动的目的对象，并且存在相互联系，前者往往隐含于后者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会引起我们上述的误解。 二 对于圣人何以能“生而知之”，孔子在《论语》和《中庸》诸文本中并设有给予更多的解释。也许是因为孔子自承为“学而知之者”而不是“生而知之者”，对于前者没有切身体会与认识，也就没有发言权。我们知道，孔子说话，出言谨慎，12·3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不但“不语怪、力、乱、神”，而且有着”君子于其不知,皆阙如也”的原则,这是符合孔子的思想一贯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孔子“把人的智力分为四等,但第一等“生而知之者”只是虚悬一格而已。”（《孔子研究》2002-4黄玉顺） 既然如此，那么本来没有发言权的孔子毕竟给我们留下了生知与学知的谈论。如果说这是“虚悬一格”的话，那么它也违犯了孔子关于”君子于其不知,皆阙如也”的原则。这是另一个悖论的出现，还是另有它因？在此，我们就需要将对于圣人何以能“生而知之”的问题转换为“孔子何以能谈论‘生而知之者’”的问题。这样才能够继续我们的讨论。 综观《中庸》全文，我们似乎可以从孔子对自己肯定的尧舜一类圣人的评价中找到继续分析的线索。 《中庸》6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中庸》19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这位被誉为 “大孝”的舜，孔子予以“德为圣人，尊为天子”的评价，公开承认他是圣人，同时又承认他拥有“大知”。那么对于这位“大孝”和“大知”的圣人，我们就可以将之视为“生而知之者”，因为按照孔子的在前所述的诸划分标准理论，唯有圣人才可能是“生而知之者”。由此之故，我们就应该承认孔子是可以谈论“生而知之者”的，因为大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这也就给予我们继续分析的可能与路径。 根据《尚书.尧典》所载，当尧挑选接班人时，众人推荐了虞舜。岳的介绍是“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面临着高度紧张的家庭关系，而终能以自己的大孝之德使之和睦相处，止恶向善。克服这种道德不对称的实践难题，在舜以前确实无史料可寻，无规范可循，舜的行为实际上是为社会树立了这方面的道德规范，这正是所谓“三不朽”中的“太上有立德”。这里的立德不是时下一般所说的“做人”，而是通过创造性的努力和示范，为社会树立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规范，也就是“率先垂范”。 舜不仅善于处理家庭关系，而且对于社会风尚也是贡献多多，按照《史记》所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