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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舜这样的道德表现，所需要的不仅是道德意志和道德良知等等，更需要的是道德智慧，而正是这高度的道德智慧的具备与表现，孔子才赞不绝口的称之为“大知”。 值得我们注意是，作为“太上有立德”的“大知”的舜，同时也是作为颛顼之后，已经微为庶人的舜。在史料中，人们只见其“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就时於负夏。”从事社会基层的生产劳动，并没有“信而好古”、“学而不厌”、“发愤忘食”等学的记录。这也就是说，舜作为“大知”者并不是“学而知之者”。类似此类的非学而知之者，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诸如黄帝造车，仓颉造字等等，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孔子正是通过各种方式闻见了这类不学而能的现象，才以此为据提出了存在着“生而知之者”的判断。但是，作为学而知之者，他无法理解和解释其原因，只能付之阙如。 对于孔子付之阙如的这一问题，后人却颇多谈论，这一探讨也正好是这一问题的价值证明。朱熹曾说“圣人之说，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四书集注.中庸》）照此说法，圣人本身就是真理的化身，当然可以不学而知。这种从理学的天理人欲的路数的解说影响虽大，但却将这一探讨神秘化。反其道而行之，王夫之则说:“夫子略于生、学上分上、次,而后人苦于上、次分生、学。乃不知上、次云者,亦就夫知之难易迟速而言。”“故天下一事有一事之知,而知者各有生与学之别,即各分上与次之等。上者易而次者固难,及其知之则一,而所由以得知者亦无大异也。”(《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康有为在《论语注》中也认为:“人之资质有此四等。……然生资者天也,好学者人也。好学,则困知与生知成功如一。盖同有明德,皆可证圣,惟不学,则永永隳落,无从超拔也。”(《论语注》第253页),近人蒋伯潜先生在《十三经概论》中也说过:“人之资质不同,其为学之难易亦异。故《季氏篇》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十三经概论》第553页)这一类探讨认为孔子是从“人之资质不同,其为学之难易亦异”即从人的智力、认识能力的差异性的角度来区分，较之朱子理学的解说为平实。然而，着眼于个人资质天赋，最后只能走向天才论的末路。因此，这些解释虽然各不相同，但都难以符合孔子本意，更无法得到较有价值的启示。 马克思曾经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要探讨舜何以成为“生而知之者”，需要着眼的可能正是人们惯常忽略的舜的社会生活实践。如上所述，舜面对“父顽，母嚚、象傲”的家庭环境，又从事耕漁陶作的艰苦劳动，可谓是内外交困。然而如古语所云：“艰难困苦，玉汝以成。”恶劣的环境条件可以毁灭人，但也可以成就人。正是由于家庭和睦、劳作有成等等人类正常的基本需求，舜在迎接生活现实的挑战之中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特别是由于他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这就迫使舜必须另辟蹊径，独立设计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正是这种独特的社会实践，才最终成就了大舜的圣人事业；也正是这种实践，同时也成就了舜的聪明才智，特别是富有创新意义的思维方式。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舜的社会实践及其成果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价值。《尚书.舜典》载：“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舜谨慎地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大家都能效法遵从。受命管理百官，百官都能服从。他在明堂四门 迎接前来朝见的四方诸侯。四方诸侯全都仪容整肃。行于大山，在狂风暴雨中不迷路。 正是由于如此，《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而这就是“太上有立德”的现实诠释。作为前无古人的道德立法者，舜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孔子视作“大知”的拥有者。这种“大知”并不是从“信而好古”的“学而知之”，那么孔子在类型划分时，摈其于“学而知之” 以外而另立门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纵览关于舜的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其生活实践或者说成长经历与儒家所主张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是惊人的重合： 修身（大孝）--齐家（克谐以孝，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__治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平天下（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 这一重合，与其说是舜充当了儒家道德学说推重的典例，不如说是儒家学者吸取了舜的思想行为主张才发展起来自己的道德学说。如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诸如“修已以待人”，“推己及人”、“推恩及四海”等重要的儒家思想之中，实际上无不映射着虞舜一类前贤圣人的思想痕迹，而且正是对他们思想主张的“信”和“述”，才成就了儒家的思想理论。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着这种渊源关系，所以孔子将“生而知之者”列为上等，而将自己所在的“生而知之”列为次等，这一做法就是为人们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了。 三 由上所述，可以得知，在孔子的视域中，确实存在着“生而知之者”，而这一论点也有着确实的根据。那么这与“学而知之”之间的关系如何。过去的诠释如上所述，眼光基本是盯着个人的资质天赋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虽然不乏理由，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因素，最为根本的是作为社会现象而存在的人类认识活动中所存在的认识模式的差异。就孔子自许为“学而知之”立说，他实际上是将“生知”与“学知”看作两条不同的认识方式或认知路径。按照他的看法，这些认知路径虽然不同，但都可以达到作为掌握真理的“知之”的认识目的。他之所以高度评价“生而知之者”，首要原因就是上文所指出的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正如《中庸》所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从总体上看，正是“生而知之者的努力，才为后来的“学而知之者”留下甚至是开辟了可资学习利用的信息资源，这些探索真理的先行者，当然就是后学者的老师了。正是由于如此，无论中外，他们都受到人们高度的崇敬。中国历史上的尧舜禹等和希腊神话中的赫准斯托斯、狄俄尼索斯等之所以被人视作圣人圣君甚或是神，真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作为“生而知之者”，用他们的探索与努力为人类生存发展创造性地开辟了新的道路，改写了人的自然历史，这可以说是对孔子评价的现实写和证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