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儒学是我国传统学术的主干，是国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之所在。我们今天要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必须继续推进儒学的创新与发展。儒学从孔子创立之后，就向人们提出了如何不断创新的问题。回顾儒学发展史，可知儒学总是在创新中得到发展。今天，儒学要得到创新发展，既要在实现自身变革、完成现代转换上下功夫；又要在同当代文化建设相结合、在服务当代文化建设中锻炼提高，以便积累经验，探索规律，开拓新局，实现创新。 ［关键词］儒学 创新发展 当代文化建设 和谐文化 科学发展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 儒学是我国传统学术的主干，是国学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之所在。它曾对我国在历史上的文明进步产生过无比深远的积极影响。到了今天，儒学仍有其不可低估的重大现实价值，我们应设法使它在当今再显辉煌。因此，在当今的新时代，我们讲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着力继承与弘扬优秀儒家文化成果。这是早为历史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但是，要使儒学在当代再显辉煌，我们必须为它做许多必要的辅助工作，其中推进儒学的创新与发展，就是一项值得高度重视的重要工作。 一、回顾历史，可知“创新”是儒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回顾儒学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有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创新是儒学 儒学从孔子创立之后，就向人们提出了如何不断创新的问题。在先秦时期，孔子死后，就出现了“儒分为八”的情况。“儒分为八”，表明儒学按八种不同的支派，进一步深化发展。其中以思孟学派和荀卿学派影响最大。他们都从不同角度，推进了儒学的创新。思孟学派以子思与孟轲为代表，将孔子创立的儒学，推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其代表作有《孟子》、《大学》、《中庸》，其中的创新特色显而易见。《孟子》把孔子的德政说升华为仁政说，丰富发展了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之作，它从特定层面，将孔子的中庸之道引向深化；《大学》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大纲领，成为“初学入德之门”。这三部书，后来与《论语》一起，被宋儒称之为《四书》，代表了先秦正统儒家的学术取向。其中孔子虽是开山之祖，但思孟学派的创新之功亦不可抹煞。到了战国末年，荀卿学派站在时代的高度，积极解放思想，冲破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学术封闭局面，以宽容的态度对待非儒家学说，大胆吸取了法家和道家等学派的学术观点，撰著成《荀子》一书，创立了“隆礼重法”、“平政爱民”的思想新体系。这个体系把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结合起来，既以“隆”的心态待“礼”，又以“重”的倾向明“法”。其突出的贡献，是适应了战国末年百家学术走向融合、社会思想趋于统一的时代发展大势，从而与时俱进地刷新了儒家学说。荀况也因此而成为当时最进步的思想家。虽然，荀子曾在历史上受到儒家保守派的种种非难，但是，真理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荀子作为战国末年最有成就的新儒家，早为学界所公认。 先秦以降，儒学又经历了近一千八百年的发展演变。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学虽也经历了种种曲折与坎坷，但它仍然像长江大河中的波涛一样，不断地奔腾向前。而其奔腾向前的动力，还是那个学术上的适时创新。人所共知，秦代之后，我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学术思潮，其中主要有两汉儒学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明清之际启蒙思潮、清代考据学思潮，以及现代史上的新儒学思潮。这一系列思潮，都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儒学总是通过创新而求得新的发展。 例如，在两汉儒学思潮中，涌现出一大批儒学大师，其代表人物有董仲舒、刘向、扬雄、班固等。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全面复兴儒学的时代。人所共知，儒学在秦王朝统治期间，曾遭到“焚书坑儒”的厄运，受到沉重打击，一度陷入无比艰难的困境。秦亡之后，西汉初年，由于儒学尚未喘过气来，便让黄老之学占了上风。西汉经过五六十年的演变发展，黄老无为之治愈来愈不能适应西汉政权建设的需要，于是以儒学取代黄老之学，势在必行。这为儒学走向复兴，提供了历史机遇。当时的儒家学者们，适应历史的需要，勇敢地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一是要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二是要恢复与保护儒家经典；三是要深化儒经研究。这些历史重任，在当时由于儒家学者的努力，而被逐步付诸实践。其中，以董仲舒的贡献最大。他通过应汉武帝举贤良对策，以“春秋大一统”为理论根据，论证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必要性，并为武帝所采纳，从而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为儒学复兴奠下了坚实基础；同时，董仲舒以治《春秋经》为重点，把先秦儒学同后来的阴阳家学说揉合起来，提出 “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说教，适应了当时封建帝王强化儒家纲常的政治需要。这对于儒学来说，在当时确实具有创新的特色，可称之为汉代新儒学，从而较为有效地推进了两汉的儒学复兴思潮。 又如，在魏晋玄学思潮中，玄学家“祖述《老》、《庄》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旨在综合儒道两家的思想资料，以熔铸成体现儒道兼综特色的新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潮是对两汉儒学思潮中的神学倾向的否定，但又同两汉儒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说两汉时期儒学中的神学倾向在于借助粗劣的呆板的神学说教，让人信奉“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那么，魏晋玄学家的理论创造，则在于通过“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辨论证，引出“‘名教’出于‘自然’”（此乃“贵无”派的宗旨）或“‘名教’即是‘自然’”（此乃“独化”派的宗旨）的结论。这个结论同汉儒“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说法，在内涵上基本一致，而在论证上却精致得多。它是思辨哲学的产物，在当时亦体现了创新特色，可称之为玄学家的新儒学，因而与时俱进地推进了儒学在魏晋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