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着，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