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石雕

如果我们说佛教艺术是救苦救难的艺术，那么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变故，进行隋唐的大统一时期，它就开始丧失独领风骚的地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兴旺发达，中华艺术再现百花竞放的局面，石雕艺术也形成发展的新高峰。

由于雕塑艺术的繁荣，文献记载的有关艺术家的传闻也较前代多。例如唐高祖献陵的石犀上，留有“武德拾年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的题铭，这令人联想到战国时代“物勒工名”的传统，确有重睹盛世之感。当然，当时的上流社会仍不免把石刻艺术家视为“贱工”，但有关雕塑家杨惠之、韩伯通、张爱儿等人的传闻，已足以证明雕刻艺术对社会生活之影响有多么巨大。

唐初年，由于国家尚未从战乱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所以唐高祖李渊献陵的石刻也只是初具规模，陵墓的四门各有一对石虎，内城南门以南各分列石犀、华表一对，其造型浑厚古朴的风格远不及后继者精工典雅。

唐太宗昭陵依山为冢，陵前石雕群也未列为定制，但是昭陵前所设置的浮雕石刻——“昭陵六骏”，却是旷古罕见的现实主义杰作。这组浮雕是唐太宗在贞观十年埋葬长孙皇后之后，为了追记自己在戎马生涯中的功绩，为纪念他心爱的战马而雕刻的，这六匹战马分别是“飒露紫，特勒骠、拳笔脶、白蹄乌、青骓、什伐赤”。

据说骏马的图样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李世民亲为六骏马写下赞语，每骏四句，由书法大家欧阳询用八分体书写，可惜这些珍贵的遗迹皆因风雨剥蚀，宋以后就模糊不清了。

自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始，陵前石刻形成定制，其雕刻的内容可分六类：依次为石狮、石人和石马及马夫、双翼兽和北门六马、蕃王像、华表、碑石和无字碑及述圣记碑。不过这种陵前石刻制度后来实行并不十分严格，尤其是随政体的衰落和经济文化的萎靡，后继帝陵已难现乾陵石刻的雄姿。

乾陵石刻组合及其艺术成就，在古代陵邑制和雕塑史上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中晚期、五代、宋乃到周边地方政权的陵墓石刻，都是仿乾陵石刻而建制的。这些作品伟岸浑雄、刻工圆熟，在高大的陵墓前伸展，其恢宏气势恰如其分地衬托出了帝王的勋业及其庄严神圣的凛然姿态。

物盛及衰，安史之乱引发了社会多年积聚的各种矛盾，人民又重新面临世界再造的离乱，所以中唐以后的帝陵石刻，已无法与盛唐的石雕的石雕比拟，其造型的精陋，线条的无力，使得石雕形象已失去昔日的雄风。晚唐一代的帝陵也徒具陵前石刻规模，其形制的瘦小，华贵风格的失落，已暗示着李唐王朝风雨飘摇末日的来临。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汉唐以来贵族在陵墓设置石刻群雕的风气，也影响到了周边的民族地区。

隋唐石刻艺术的伟大，主要还是集中地反映在建筑的广泛运用方面。在南北朝时代，佛塔是寺庙组群的中心建筑，到了唐朝，它虽然失去中地位，便仍不失为佛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庄严劲健的造型，还是衬托公共建筑和都市景观的依凭。唐代佛塔以砖塔为多，石塔就成了凤毛鳞角，其代表作有唐乾符四年西平顺县明惠大师塔。

开凿佛教石窟寺，经南北朝至隋唐时代，达到了它的登峰期，其范围已由华北扩展到长江以南地区，刻造石窟及其造像的功德主已由帝王贵族扩展到一般平民，这就形成了多不胜数的大小窟室和佛龛造像，从而也使得石窟寺艺术仿木结构建筑的因素大大减弱了。

此外，在佛像的造型处理上，前后期风格样式也发生了变化。龙门的北魏造像，初期仍为大同云冈旧式，虽有局部的变化，但面容刻画多为清瘦秀劲的秀骨清像。北齐造像则开始呈现矮胖壮健，隆胸宽肩的体态，这是一种由北魏风格向盛唐风格过渡的具体表现。

唐太宗至高宗时期的唐代龙门佛教造像，大多圆肥丰满，身躯挺直，刀法系直刀与圆刀并用，开始注重人体解剖关系，实现了造型风格的重大突破。

武则天时期的龙门石窟造像，是唐代造像的标准典型，也是盛唐石雕艺术最杰出的代表。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石雕艺术发展到盛唐阶段，其技艺已达到极为高超的程度。

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石雕的盛衰皆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繁荣及其衰颓有关。据传闻，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典雅华丽形象，就是以武则天的容貌为模特塑造的。当时，武则天曾以皇后身份“助脂粉钱两万贯”，并率百官大臣参加大佛的开光落成仪式，盛况空前，一时传为美谈。神圣的宗教场所，成了世俗社会竞奢逐华的乐土，自然宗教的神叫也就被人情世故气氛所浸染，佛像衣褶的华丽流动，丰腴暴露的肌体，曲线婀娜的绰姿，都衬映出盛世的尘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