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仇英、张宏与华喦的“村童闹学”放在一起，观者立即就能看出其中的相似性。画面都着力烘托“闹”，都是以伏在讲台上睡午觉的教书先生为中心，而且都是把先生放在画面的左边。学生都在偷偷拿熟睡的师傅开涮，或者摘头巾，或者簪花，或者给老师画鬼脸。动静之中，睡得不省人事的老师与为所欲为的学生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在二者之间起着过渡作用的，是一位好学生的形象。三位画家都在画中描绘了一位端坐在书桌前用功的好学生。在仇英的画中，这位模范生身穿红衫，手拿毛笔，不以为然地扭头看着闹学的同学，桌上的描红本上端端正正写着一行字“上大人孔乙己”，这是唐代以来开始盛行的童蒙读物的起始句。华喦画中的模范生也很容易找到，画家用两棵梧桐树将他标示出来。

 

“村童闹学”这个画题，人们一直是把它当作富有吉祥含义的年画，或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风俗画。最早对这个画题进行研究的是沈从文先生，他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就专门对仇英的《摹宋人村童闹学图》进行过考察，只不过他当时把仇英的摹本当成了宋人的原本。沈从文将这幅画视作“描写当前社会风俗人事，用平民生活作为对象的作品”，是“社会现实题材写生”。

 

不过，倘若我们把它当作宋代社会风俗的真实写照，我们便不得不需要解释以下的问题。问题一：如果村童们趁老师午睡而大闹学堂在宋代是特殊的风俗，那么为何在明代、清代乃至近代一直有画家去描绘相似的风俗？难道宋代的闹学风俗代代相传，跨越近千年而没有变化？问题二：倘若村童闹学并非宋代独有的风俗，而是在宋代形成之后延续下来，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风俗，那么究竟凭借着什么，使村童闹学得以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固定风俗？问题三：倘若村童闹学并非某一种社会固定风俗，而只是画家突发灵感对现实中某个真实场景的描绘，那么在宋代、明代和清代画家笔下，何以会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社会真实场景？

 

这三个相关的问题都难以有满意的回答，究其原因，是因为村童闹学这个主题本来就不是某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既不是约定俗成的社会风俗，也不是某个时代的某个真实景象。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在“村童闹学图”中找到不合情理之处。大白天在学堂讲台上讲着讲着就睡着了的教书先生或许真的会有，但是像画中这般睡得如此沉的却很少见。我们又要举到华喦所吟咏的东汉文士边韶的故事，他虽然可能是白日在讲台上睡觉，但却是在睡梦中猛然就被学生们的嘲弄所惊醒，并立即进行应对，使得嘲讽他的弟子们很羞愧。可是“村童闹学图”中的先生，睡得几乎就像打了麻醉剂一般，任凭学生在教室里甚至自己身上动手动脚。闹学的童子从事着各种活动，大都是极富夸张的，不可能是实际情况。在仇英的画中，院子里有个童子正在画着熟睡的先生的画像，画画的纸是一张方形的纸，尺寸不小，不会是上课时练字的纸。那么，他会在上课前特意准备这么一张宣纸，专等着先生熟睡了再为其画像的吗？他身边的另一个童子更夸张，身披着一幅写满狂草的书法卷轴，头上戴着一只小茶壶，手拿先生的戒尺，嘴上画着小胡子，扮作一位作法的老道。他用作道具的书法手卷难道是专门从家中拿来的？如果不是，那一定是从老师收藏在学堂里的书画藏品中偷取来的，试问在真实情况下，他敢把老师的收藏品如此糟蹋吗？凡此种种，都表明画面中的各种情节其实全是出自想象，并没有真实的社会现实依据，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找到一个这般闹腾的学堂。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