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使用石质印章的历史久远，早在印章的创制时期就有，从已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历代都有。仅长沙一地，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就发掘出土西汉时期滑石印44枚，还有少量的战国时期的石质官私印。但是这些滑石印的用途都是陪葬所用。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汉新莽时期的石质两面印“洽平马丞印”和“巩县徒丞印”是作为铸印母范用的，这是石印的另一用途。但宋元之后文人参与刻治石质印章的性质就不同了。今天，我们可以从宋元有关文献和文人篆刻家的史料中得到证实，宋代文人亲自篆刻石质印章已是很普遍的事了。然而，以石入印、自篆自刻，有确切记载并可见到印痕施之于画面流传至今的，元代的画家王冕是第一个。自宋元开始，石章在文人中成为普遍乐于采用的篆刻材料，使文人们不再处在篆刻的门槛之外，而是登堂入室，使文人篆刻集书篆、设计、奏刀镌刻为一体。从此以后，印章艺术成为文人气质、思想和审美趣味的直接体现，并真正成为诗、书、画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分。

 

 

篆刻艺术在明代中叶有了新的突破，文彭、何震作为明清流派篆刻辉煌业绩的开拓者，在印坛上一反浅陋怪诞的九叠文，力追秦汉，开辟了明清篆刻艺术的昌盛局面。自此之后，掀起了一股篆刻艺术的热潮。篆刻作为文人艺事的一种，已为人们所接受，求名家篆刻也蔚然成风。同时绘画发展到明清，抒情写意的文人画占据了主流地位，出现了一大批兼工书画、篆刻、诗文的艺术家，使得书画与印章结合得更加紧密。书画家能随心所欲地刻治印章，使之成为与诗文、书画并列的文人墨客的消遣之道。

 

闲章的广泛使用，也成为一时风气。徐康《前尘梦影录》记载了这样一条逸事：“衡山有‘惟庚寅吾以降’印，以生年值寅。文二水（嘉）印曰‘肇赐余以嘉名’，文三桥郡博（彭）印曰‘窃比于我老彭’，均按切名字运用成语。”文氏父子的成语入印，既告诉人们自己的生年，又显示出自身修养的博雅与灵敏，还可以表现出他们篆刻技巧的精湛，一箭数雕，可谓妙极。

 

 

作为篆刻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末篆刻走上了一条“印从书出”、“印从刀出”、“印外求印”的复合型创作道路。吴昌硕篆刻融浙皖两派之大成，错综秦汉而又归于秦汉，气息雄厚，超越前哲，印史上被称为“后浙派”。

 

吴昌硕的篆刻得力于他在书法上的精湛造诣。其书法五体兼擅，苍劲郁勃，雄厚朴拙，尤以篆书成就最高。吴昌硕的篆书以石鼓文为根柢，融进三代钟鼎陶器、刻砖等文字的体势，并打破陈规，融入己意，将结体改作长形而带斜势，以增长气势和增加变化，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又把石鼓篆籀和草书的笔法，融入于画法之中，恣肆烂漫、神雄气畅，具有浓重的金石气息。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使得吴昌硕在篆刻、书法、诗文、绘画4个方面同时达到游刃自如、出神入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