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却不同，庄子也在濮水之畔举竿垂钓过，可是庄子的心是旷达而悠闲的，他心无旁念，坦然微笑面对大自然，用垂钓的方式来休闲，心里想的是“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钩，期年不得鱼。”神乎其技矣。庄子钓的是一种精神，他甚至比他的先师老子过得还要悠闲自在些，老子还担任过周国国家图书馆－－洛阳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早上八点钟还要准时上班，庄子却无官一身轻，超凡脱俗地做他的《逍遥游》。庄子在濮水垂钓之时，楚国国君也派大夫前来诚意邀请过，“愿以境内累焉。”可庄周却不为所动，“举竿不顾”，心如澄澈之秋水、身如不系之舟。清溪垂钓和归隐山林者，最风光和幸运不过了的要数严子凌了。中学时读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开篇就邀风景入尺牍，“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天下独绝”，就凭这“天下独绝”，严光隐居垂钓此间真是没有白搭。范晔《后汉书.逸民传》载：“严先（光）字子凌，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纟旁＋熏），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缛，太官朝夕进膳。”余姚和富春，分别是当今学者余秋雨和五四才子郁达夫的故乡。可是这位与光武帝同榻竟敢将臭脚丫子伸到光武帝刘秀肚皮上的余姚名士严子凌，却偏偏要跑到富春江边去过隐居生活。要是换了今天，在某些人的眼里可是难得的资本哦，别说跑项目，少说也能拿到大把大把的批条。光武帝也给了严光一个谏议大夫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书记，官职还不小，可严子凌却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不愿为世务所累，一口回绝：“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何至相迫乎？”好在光武帝不是晋文公，还不至于放火烧了富春山，严光也就得以躬耕垂钓于富春山中，留一代名士风范，连大文人范仲淹都欣为作记。范文正公的那篇《严先生祠堂记》可谓文学名篇，特别是一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够严子陵消受的了。

我时常在揣摩猜想，范仲淹写《严先生祠堂记》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范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这位大中祥府八年的进士、出任过陕西军区的政委、当过国务院秘书长、也流放谪贬游任过多个地区的行署专员，可是，当他面对严子凌的清闲逸事，面对富春的大好河山，是否也想过：“严光啊严光，我真羡慕你的隐居生活了，躬耕垂钓、无忧无虑哪象我一样，‘进亦忧，退亦忧’呢？”

世人多为名利所累。想人之生于世上，首先，为了生存，他必须在生存场中，为一箪食、一瓢饮而劳苦奔波；生活安稳了，温饱了，又要在名利场中挣个出人头地，浮云掠影，光宗耀祖。相声演员姜昆说过：“30岁看20岁所做的事情，觉得是一段笑话；40岁看30岁所做的事情，觉得是一段笑话。”而后人看前人的事情，也有很多觉得是笑话，我们的笑话，却在继续上演给我们的后代去评说。历史上的那些大文豪，因为生性狄直，喜欢发点文人脾气，在任途上自然容易出乱子。不得志时也会萌归隐之念，作遁世之想。然一旦步入名利战场，不拼个头破血流又有几人甘心呢？苏东坡贬赡州，到合浦，嘴里说着：“口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可要是真的让他在这瘴夷之地呆下去，又心生愤愤之气，时刻都幻想着有朝一日圣旨南来，“奉天承运，皇帝召曰：‘宣XX进京面圣’。”想要归隐，又怎能舍弃一世经营的功名利禄、声色犬马？只有在诗文中过一把隐士的瘾了。一个人，就应该学会看看自己再看看别人，饱汉不知饿汉之饥。看那些在生存场中挣扎的人，是否也会心生一些同情呢？有名的布衣诗人吴鳌不是写过一首诗：“篓内无鱼不酒钱，酒家门口系渔船，俳徊欲把蓑衣当，又恐明天是雨天。”真是道出了穷酸文人的疾苦。

隐士，在现代社会是寻觅不到的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已经摧毁了隐逸之情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国文化不是提倡“大音希声，大象希形，大隐者隐于闹市”么？隐逸的情结却依然在继续嬗变繁衍。某巨贪东窗事发，还扬言：“官是做不成了，希望国家能够给我几十亩地……”是的，一个人如果在得意之时也能想到退一步海阔天空，在名利面前淡泊一点，在私欲面前清寡一点，不是省去了许多忧愁烦恼么？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心灵上开辟出一方山林原野，使自己的灵魂不断地得到升华猝炼，怀点隐士的心情，我想，我们也就找到了灵魂深处的精神家园。

（责任编辑：绵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