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他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道德思想体系——“仁学”。什么是“仁”？“克已复礼为仁”。意思是说：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礼的规范。这里的“礼”指的就是《周礼》。《周礼》的内容非常广泛，从道德行为准则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自然也包括了对“礼器”的规定。当然“礼器”不只是玉器，更多的是青铜器。“夏铸九鼎”，青铜器最常被当作“礼器”。在宋官窑瓷器中，仿玉器、仿青铜器的造型是很常见的。比如说传世的仿玉琮瓶，其精品就不止一件。其实陶瓷仿玉、仿青铜器历代都曾有过，但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代比宋代仿的更好。这种好是指宋官窑瓷更象“玉”的质地，最接近“玉”的精神。

儒学从孔子“仁学”发展到汉唐“经学”，再到宋明“理学”。每个时期统治者都对原始儒学进行合乎其统治需要的改造。宋代理学是一种充分哲理化和政治伦理化的庞大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它关注人的道德性问题，强调宇宙本体与人的道德的高度统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全面阐述和发展了“格物致知论”。“格物致知”出自《大学》的“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在于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朱熹理学大大发展了这个理论，目的是着眼于道德修养，以求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因此，宋代非常注重一种理想人格的建树。“究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这种道德导向使宋代自上而下普遍重视道德修养，并且造就了一大批非常重视精神锻造的“文人”。这种“文人”有两个特点：1、文化品位不低，自视清高；2、社会地位尤其经济地位并不高。他们能够“格物致知”却没机会“治国平天下”，才华无处可施，往往诉诸“文”“艺”。正是这批人成为宋代文化建构的基础和中坚，它为宋代繁荣的文化艺术发展做了思想和人才的准备。

有趣的是就理学本体而言，它是反对“文艺”的。象程颐“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朱熹“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理学是一种损学而益道的理论，可是宋代又是一个文艺繁荣的时代，宋诗文、宋画、宋瓷等的成就彪炳史册。这种奇怪现象正是“格物致知”论与历史现实相矛盾的产物，它相反相承地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发展。宋瓷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注意到宋官窑瓷和民窑瓷在精神面貌上的差异，官窑瓷同当时宋理哲学的精神要求一脉相承，它是理想化的、抽象的、唯美的、在精神上褪尽人间烟尘；而民窑瓷则“人气”旺盛，世俗化而富有生活情趣。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因其特殊的地位、优越的条件而孤标傲世、超凡脱俗，成于“器”而近乎“道”；后者则呈多元化趋势，是不羁于成规的自由生长，在这里新儒学的人文精神并非泯灭，而是存在于朴素的文化自觉之中，渗透于思想根源的深处。繁荣的官窑瓷和民窑瓷就象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精神本质是一样的，殊途同归而已。

就宋官窑瓷而言，它从设计制作到烧成遴选虽然是由许多人共同来完成的，但是他们有着基于同一思想根源的默契，他们把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基因完美地移植到了瓷器上。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造型和装饰极为简约和单纯的瓷器上体味到一种纯粹的审美，一种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在这些瓷器上我们宛然可以看到一个宋人的理想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