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新编故事以浓厚的人情味来与传统故事的道德教化相对立。《四郎探母》的思想内容，三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鼓吹“招降纳叛”，也有把杨四郎与历史上的“和亲”相并论。我们认为，这些都不符合这出戏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四郎探母》所表现的中心内容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人情”。全剧一共三大段。第一段，探母的准备（坐宫、盗令），写的是杨延辉的思母之情和夫妻间的恩怨；第二段，探母的过程（过关、巡营、见娘、哭堂），着力刻划了杨家将生离死别的痛苦；第三段，探母的后果（回令），虽然夹杂了一些庸俗的科诨，但中心还是没有离开骨肉之情。

围绕着赦、杀杨延辉的戏剧纠葛，展开的是人情与王法的冲突。最后是人情战胜了王法。这里的确有人情高于一切的思想。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是《四郎探母》的“反动思想性”所在。这种论断是缺乏历史观点的。评价任何历史现象都不应该笼统地下结论。正象我们不能笼统地肯定“执法如山”一样，我们也不能笼统地否定《四郎探母》“人情至上”的描写。首先，要求《四郎探母》的作者运用阶级观点来进行人情描写是没有道理的。其次，这种的人情描写是为戏的主题服务的。把杨家母子、夫妻、手足之情描绘得越纯真、越深厚，他们生离死别的痛苦就越动人、越深刻，对封建战争的揭露也就越有力，越富于形象性。其三，针对传统故事“忠节至上”的道德教条，《四郎探母》的人情描写反其道而行之，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传统故事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往往只有一个干枯的概念。一切亲子之爱、夫妇之情、手足之义……都淹没在效忠王事的义务里了。过去许多评论都曾分析过杨家将故事中有关爱情婚姻描写的民主倾向。

其实，传统故事中的自主婚姻与《卓文君》、《西厢记》一类戏里所表现的爱情追求有本质的区别。杨家将的婚姻与对封建国家的义务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描写杨宗保私自招亲的同时，作者一方面强调穆桂英也是“忠良之后”，表明她与杨家门当户对；另一方面还把婚姻与献降龙木、破天门阵－“投效宋家”联系起来，以此作为婚姻的基础。说穿了，这不过是一场自主的封建政治联姻罢了。杨家将的婚姻差不多都离不开这一模式。针对这样的窠臼，《四郎探母》才把人情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不能说是在封建压近下的一种“人的觉醒”。而这种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正是新编故事对旧传统的有力突破。

我国十六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茁壮。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封建思想启蒙运动缺乏欧洲历史上那样“狂飙突起”的巨大声势。因而，杨家将故事的发展阶段上，反对封建传统的力量也不强大。《四郎探母》这样的人文主义作品只是少数。这是《四郎探母》长期不为人理解的原因之一。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四郎探母》等新编杨家将故事的革新精神与清代整个文化界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是血肉相连的。这些戏对杨家将故事题材的开拓，与清代“杨州八怪”画派对“四王”派正统山水画的叛逆一样，其基本精神都是反对旧传统的大胆革新。而《四郎探母》等戏以人情来对抗道德说教与当时思想界猛烈抨击纲常伦理的矛头也是一致的。不管它们的批判有多么大的局限性，只要它们是针对封建压迫而作的反抗，就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编辑：Sissi 猪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