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生活较平民老百姓的日子是沉闷。从小太监到皇上，除了做心眼运动、练马屁功夫外，就是一个字——熬。熬出头、熬上位、熬白了头、熬干了心，不死接茬熬。这样煎熬的日子，娱乐生活就显得很重要。在内廷，便设置了专门管理戏曲演出的部门，称为“升平署”，取歌舞升平的意思。该署将年幼的太监集中起来，学习戏曲，平时就在宫内演出。

到了光绪年间，学戏缺少动力的太监们演出水平变低，慈禧太后经常将民间戏班中的一些杰出的艺人，召进宫来为他们唱戏，称为“内廷供奉”。像当时的大角杨隆寿、谭鑫培、陈德霖、孙菊仙、汪桂芬、杨月楼、杨小楼、龚云甫等，都曾经被召唤进宫，担任“内廷供奉”。作为“内廷供奉”，常会受到重赏，待遇自然不低。有学者据此把京剧定位为宫廷文化和贵族文化，还有无聊者认为这和十八世纪维也纳的宫廷文化有相似性。却忘了太后与皇帝从来都是喜怒无常，很难侍候。就连他们身边的太监们，也是得罪不得。否则，甭管你多大的艺术家一样打得。似乎维也纳宫廷不这样，对艺术家还算客气。

有一天，前辈名净黄润甫在宫内扮演《捉放曹》中的曹操，他很好地展现了曹操的奸诈、狠毒的心理，刻画出活脱的一个奸雄。慈禧看得不舒服，传旨“杖责四杖”。然后，又赏他四十金，说：“杖其奸而赏其技也。”如此不讲道理，如此随心所欲，你还就得受着。毕竟慈禧还是懂戏的，打了还有赏。有专家认为慈禧推动了京剧的大发展，也算是一个说法。

光绪皇帝也很喜欢京戏，他对京戏的音乐、唱腔等，都很精通。如果哪个演员唱得不好就会受到重责；如果戏演得好，则会受到“恩宠”。但有时这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一次，光绪帝召唤艺人余玉琴进殿。按照清律，艺人是不能进入皇帝起居的内殿的。而余玉琴又未卸装，便佩刀入内。皇后见了，心中不悦，便去告诉慈禧。光绪见状忙挥手命余玉琴离开。余玉琴也害怕慈禧会以“御前持械”的罪名，来定他的死罪。于是回到家中，便让家人报称“暴故”，从此再也不敢应召。直到民国以后，才敢重新露面，上台演出。

那些“内廷供奉”们，虽然都是技艺高超的名家，但是进宫演出，无不是小心翼翼。对于宫内的权贵以及大大小小的太监们，哪敢有丝毫怠慢。又一次，著名老生孙菊仙和谭鑫培，因得罪了太监李莲英，李莲英在他们应召进宫时，临时点他们演出反串的彩旦戏《探亲家》。二人虽然不会，但又不敢违抗，只好都扮演彩旦上台，在台上窘态毕露，很是尴尬。幸亏台后有人提词，才能勉强应付下来，避免了受责。可见为“领导”演出不是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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