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稍具京剧知识的人士应该都知道,在京剧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流派,无论是生、旦、净、丑行中都不乏其例。而且在一个宗师门下,后来在时间淘滤与艺术实践中又出现了若干分支;这些分支的代表人物在不断发展与成熟过程中又形成为新的流派,这种百花竞姿的局面,在京剧发展史中的鼎盛阶段,可以想见是蔚为壮观的。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经常在议论一个话题:为什么在几十年以至百年前,会接踵而生那么多异彩纷呈的京剧流派,而近些年来尽管不乏名角,却怎么说也够不上独树一帜、风格成熟的作为流派的代表人物?而且,人们只为标以某派亲传或再传弟子而自欣与被推重,却基本上看不到新出现而被公认的新的流派领军人物。这一方面说明京剧发展至今天的一个严酷现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一种实事求是的面对。但究竟为什么“没有”?争议的结果好像还是莫衷一是。
笔者是一个圈外人,但作为一个京剧艺术的爱好者,一个几十年间目睹京剧发展曲折道路的亲历者,窃以为首先必须如实地正视社会环境跨越性的改变,人群娱乐生活的“转型”给京剧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在上世纪初,作为城乡人民基本的观赏性娱乐生活,“看戏”几乎成为他们渴望的首选;后来虽然有了电影,但在都市,尤其是广大乡村,仍没有从根本上撼动“看戏”的重要地位。这样的一种社会需求无疑是京剧繁荣的原动力,从而也带来了从业人员的相互竞争与力攀更高的台阶,以获得受众的欢迎。那么,特色与求新就必然应运而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流派是“逼”出来的。另外,任何风格与特色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极其有利的平台,需要既久且密的舞台生活历练,所谓“熟能生巧”,在“巧”中寻找到由于不满足现状而异峰突起;而在许多方面有异于同道也有别于自身当初,当然必须拥有较广大的受众市场,这才使“流派”得以生根并获得稳固的地位。如此的条件也只有在京剧处于繁盛时期才可能必备。在这个意义上,京剧的流派又可以说是“养”出来的。
如果上述缘由成立的话,便可以看出京剧的流派不是只在屋子里面凭空想出来的,也不只是像饭店里精心制造一种“特色菜”那么简单。不能不承认它确确实实需要应有的天时、地利与人气。我这里并非一味为今天的京剧从业人士辩护,不错,时代是比先辈们所处的年月大大地推进了,某些方面的条件也比当年优裕得多,但在最有利于促成流派发育形成的土壤、气候等因素上,不能不承认今已远非昔比。甚至也怪不了这也怪不了那,简捷地说,事物发展的规律使然也。
然而,那也不是根本不可逆转的唯一障碍。难道就没有主观不得宜和未尽全功的因素吗?我认为还是有的。一是有关素质问题。这里所说的“素质”,当然不单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水平,更不是指的学历。如言学历,前辈艺术家有几个进过高等学校大门,更遑论“研究生”?而是说他们当年对于自己从事的京剧艺术,可谓融入生命之中,即有戏即有个人的生命,有生命即有戏在。实践,钻研,一丝不苟,乃至为之献身。虽无证书之学历,却将艺术素质视为最大的追求;并且向社会学,向前辈学,向同辈学,最后形成天赋与勤奋的完美体现。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厚度,一种“掘一口深井”的专业深度。有此厚度与深度,才具有了形成流派的根基。此点,足可借今日的从业人员深长思之:是否付出了如此的心力,是否达到了如此的境界?是否具有如此的专业学养?
再者,师承某一流派是否就意味着亦步亦趋?亦颇值得商榷。当年的前辈艺术家们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与教训。譬如后来凡自成一家的著名老生最初大都宗谭(鑫培),但并非一味模拟而无创造性的发展,而是根据自身条件与对艺术的独特感悟独辟蹊径,于是成为大家。相反,有的须生学谭达到惟妙惟肖的地步,结果呢,反不能脱出窠臼而自立。这犹如学画“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是也。
笔者早就有此感觉而未得说出,如今有些宗这派宗那派之演员,还不仅是只追求肖似,而是精髓悟得不够,反夸大了原宗主派的缺点或不那么值得推崇的东西。如旦角中,有的原派宗师无非是根据自身的嗓音条件不足而创造出的一种唱腔和唱法,及至后继者则未深谙此道,一味“强化”此“鲜明特色”,反成一弊。又如另有旦行流派唱法的某种习惯拐弯或尾音,并不见得多么优美,如后学者再加强调,反而多少有些流俗之感。其他如净行中有的为突出某种特色而演唱过火,小生行中有的使尽全身力气的夸张唱法,均失却原流派先创之自然,如此学尚且 “走板”,谈何形成新的流派?亦应引人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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