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的这种地位最鲜明地体现在昆曲的艺术体制化、伶人苏籍化、官班管理化、审美文人化中。昆曲艺术在音乐、表演、文学、舞美等方面，形成了规范的艺术准则，在明清两代以“官腔”作为标榜，以“雅部”自居，成为影响最为广泛的体制化戏剧。昆曲盛行之后，逐渐生成了以苏州地方平民为特征的演员群体，以至于数百年来，昆曲的传承者以苏籍为主，构成了昆曲艺术传承的重要特点。
昆曲班社长期保持着官方管理的特征，在地方戏曲艺术逐渐勃兴的十九世纪初，苏州地方政府仍用行政保护的方式，维持着苏州梨园专尚昆曲的职业特点，以保证内廷官班的需要。基于昆曲艺术在文化格局的定位，文人一直将昆曲视作体现身份、寄寓情趣的娱乐方式，特别是在昆曲已经衰落的近代，昆曲艺术仍然依靠着文人获得传承。
昆曲的发展摆脱了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商业演出、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戏剧艺术的诸多影响，逐渐回归到以演出旧曲为特征的传统规范中
昆曲在国家和地方、社会功能与艺术娱乐的互动进程中，随着受众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华夏民族戏剧艺术代表所具有的艺术品格。昆曲艺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表演艺术中唯我独尊的地位，使其在音乐、表演、文学、舞台美术等方面均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峰，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典范，深深影响着不断兴起的各地戏剧艺术形态。
显然，从昆曲被搬上戏剧舞台之后的四百多年间，只是在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随着时代更迭才急剧衰落，但是，昆曲艺术遗产的所有经典性创造却是在此前的数百年间完成，官方的持续支持是这些艺术经典不断传承的有力保障。这正是昆曲艺术国家品格的基础所在。
昆曲在近半个世纪发展过程中，虽然被看作中国传统剧种的一个成员，甚至被误解为地方戏曲艺术，但是随着国家对于戏剧艺术的管理和定位，它始终被看作体制戏剧的代表，始终被纳入国家管理的范畴，一直能够拥有连续而稳定的政策保障、经济投入和文化宣传，得以薪火相传。
因此，重新审视昆曲的历史和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就能清楚地看到，随着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的发展实际上摆脱了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商业演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戏剧艺术的诸多影响，逐渐回归到以演出旧曲为特征的传统规范中，也逐渐回归到昆曲在数百年间形成的国家品格和民族风范。
昆曲从2001年至今的发展趋向，显然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在当代的发展和保护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虽然传统的礼乐制度已经不复存在，戏曲的生存环境也难以复原，但是充分理解和张扬昆曲乃至中国传统戏剧在民族文化正统中的国家品格和民族风范，是传承和发展这些传统戏剧的重要前提。
在现代文明趋同的进程中，如何通过国家的力量，为传统的戏剧样式展现本属于它的文化品格和民族特征，这应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责任。当这些传统戏剧样式成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的时候，如何在国家层面上理解这些传统所具有的国家品格，是涵育传统民族文化的前提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