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梅的采茶调被灾民(不独灾民)带到安徽安庆一带，之所以最终使黄梅戏在这块土地上诞生，正是得力于这一带已具备了的良好的文学传统。其所称的“文学传统”，概而言之，即指曾流行于民间的时调歌谣。

 

假如我们可以把“近代”农业文明和“近代”安徽社会所给予黄梅戏的哺育，看作是一种宏观环境的包容的话，那么，我们也一定不会排斥“近代”民间歌谣也曾给予黄梅戏以具体的基因性塑造的提法。它是黄梅戏由更多属于一种音乐形式的采茶调，一跃而为作为戏剧形式为主的黄梅戏的必不可少的文学姻媾。这也是黄梅 (采茶)调来到安徽的又一幸运。

 

安徽安庆及沿江一带，一直是民间歌谣尤其是叙事歌咏十分繁盛的地方。早在汉代就出现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其与稍后出现的《木兰诗》共同被誉为我国乐府民歌的“南北双璧”。诗中所述“庐江府”即今安庆治下潜山县一带。它的出现，一直给予当地人民诗的哺育和民歌陶冶，使得借歌咏叙事、抒发情感成了这一带人们的一种天性习惯。为以后包括“桐城歌”在内的明清民歌时调在这一带甚至更大范围内兴盛发达埋下了遥远的伏笔，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据调查，时至今日，安庆怀宁及潜山一带仍将“折磨媳的婆婆喊作‘焦八叉’”即“焦母”，“将受折磨的媳妇叫作‘苦枝子’”即“刘兰芝”，“将懦弱无能的老好人称为‘焦二’”即“焦仲卿”，“将趋炎附势的人称为‘刘大’”即“刘兄”，“将能干要强的小姑娘称为‘能小姑’”即“焦妹”……这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昭示了《孔雀东南飞》作为民歌给予当地及周围人们长达2000年的文化心理及日常行为的深刻影响。

 

若从语音学角度看，“焦母”之“焦”与安庆方言“搅”近似，“兰芝”之“兰”与“难”同音。安庆人常把不通融他人、无理取闹谓之“搅”，将受到损害、无所适从谓之“难”。由此可见，《孔雀东南飞》实质上也可说是安庆地区乡土文化的产物，其影响应该说是双向的。此外，刘兰芝除是一个殉情者之外，还是一个“善织者”形象，焦母让她“三日断五匹”，她发出了“君家妇难为”的哀愁。这里“难”既有“难为”“君家妇”的总体之“难”，亦有“三日断五匹”的织作之“难”。故“兰芝”亦可能有“难织”之意。我们注意到，在黄梅戏的传统剧目中也时常可见“善织者”形象，如《补背褡》中“绣荷包、绣手巾、绣乌云”的小旦，《纺棉纱》中“一天纺四两，两天纺半斤”的蔡氏女以及众所周知的《天仙配》中的七仙姬，她们都或多或少加入了“善织者”形象系列。尤以七仙姬最为典型，其“一夜之中织成十匹锦绢”与刘兰芝的“三日断五匹”似有某种内在联系；而傅员外以“糊涂乱丝”刁难，似又与焦母的“大人故嫌迟”有着某种精神同构。这里，我们并不想说明《孔雀东南飞》对《天仙配》有着什么具体影响，而是想藉此证实一种民间文学现象在一地的出现，对当地后世文学艺术形态的隐形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