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的收藏与保养

笔筒是文房用具之一。为筒状盛笔的器皿，多为直口，直壁，口底相若，造型相对简单，没有大的变化。笔筒产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其所说笔筒是否为今日笔筒，不得而知。从目前传世品来看多为明代中晚期之物，墓葬出土之物，亦不见有宋元笔筒。明屠隆《文具雅编》：“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明文震亨《长物志》：“笔筒，湘竹，栟榈者佳”。故有笔筒为晚明之物一说，但查宋无名氏《致虚杂俎》：“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似乎笔筒的年代应起码推至宋代。由于此系文化史范畴，故这里不加以论述。

明清笔筒传世品极多，虽形制变化不大，但材质却颇为丰富。有竹、瓷、木、铜、象牙、玉、水晶、端石、漆等。从装饰方法上看，有刻、镂、雕、绘等，以瓷笔筒为例，有青花、五彩、粉彩、三彩、颜色釉等。笔筒为文房用具中器型变化最小，装饰方法最为丰富的品种之一。

明代以前传世的竹刻器物甚少，一则是缺少知名的刻工，二则有些器物上没有刻工姓名，加之竹制品本身不易保存，难以见到出土之物，故具体年代极难定夺。明代中叶之后，竹刻名家辈出，竹刻器物由实用型开始向实用和欣赏二者兼备的类型转变，竹笔筒也在此时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收藏者的心爱之物。明代竹刻名家有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以浮雕和圆雕的深刻法创竹刻嘉定派；有仲谦，以不事精雕细琢，只就其天然形态稍加斫磨的金陵派。清代竹刻名家有张希黄，创留青竹刻技法，为竹刻浙派的代表；吴之璠，刻工圆润，尤善浮雕；还有封锡禄、邓浮嘉、周芷岩、尚勋、潘老桐等人。就传世的明清笔筒看，有光素器物，不加雕饰以本身的纹理和色泽取胜，朴实无华，素雅大方，但相对来讲，工艺韵味稍差，为藏者所不重。有精心镂雕器物，如竹雕松鹤笔筒，为明代朱松邻所刻。筒式，筒身雕有老松一截，老干横披，瘿节密布。老树旁另有小松，盘旋曲折，松针纤细，枝叶繁茂。刀法洗练剔透，层次分明，重重叠叠，起伏而多变，为明代竹刻之精品。深刻法亦为明代笔筒刻法之一，其典型特征是纹饰全部陷入地之中，有时下剔几达七八层，运刀如笔，玲珑剔透。如竹雕白菜笔筒，为明代竹刻名家朱三松刻制。筒式，色泽棕红，筒壁刻有白菜两棵，叶片或挺或伏，叶脉清晰，一只螳螂伏在菜叶上。其刀法为陷地深刻，菜心陷地最深，线条婉转流畅，颇见功力。明代竹笔筒还有浮雕一种，利用深浅不同的刀法，表现出纹饰的层次感，雕工精细，有古朴典雅之美。竹雕园林人物笔筒为明代典型的浮雕器物，筒式，下有矮足，色泽棕红。筒身用深浅不同浮雕手法，刻画出庭园、花树、山石及人物。刀法粗犷劲挺，人物表情传神。明代竹笔筒中有留青一派，所谓的留青，也称贴簧、文竹、竹簧，经煮、晒、压，胶合或镶嵌在木胎及竹胎器上，然后磨光，再在上面雕刻纹饰，由于簧色洁净无瑕，有如象牙。竹雕仕女笔筒，为明代器物，纹饰采用了平刻浅雕、留青等多种技法，画面简洁明快，虽然从雕琢的工艺上似乎不及镂雕、高浮雕精湛，但古朴之中别有韵味。

清代竹刻艺术高度发展，竹刻名家层出不穷，而竹笔筒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这也是清代竹笔筒传世品甚多的基本原因。清代竹刻笔筒继承了明代的优良传统，如清初的吴之璠在继承嘉定三朱的同时，而以浅浮雕突出主题，特别是留空为背景之法深得北魏浮雕之神韵。竹雕御马图笔筒，为吴之璠所作，外壁以浅浮雕刻出马的身躯，四蹄具有深浅不一的立体感，而阳刻的人物眉眼清晰，动感强烈。特别是马的眼睛嵌入半透明的深褐色犀角，突出了康熙时期画龙点睛的雕刻特征。清代竹笔筒中的透雕工艺极为精湛，画面层次感极强，虽盈握之器，景致深远。如竹雕竹林七贤笔筒，为清初顾珏所作，器身人物众多，神态各异，茂林修竹，小桥流水，刀法精纯，尤其是镂空雕出的竹枝远近有别，更显竹林的幽深，为清代竹刻笔筒中的精品。清代竹刻留青笔筒以大量留白之法表现画面的淡远清秀，在清竹刻笔筒中别具一格。竹雕山水人物笔筒，为张希黄所作，画面疏密相间，构图极为精巧，刀法细腻，线条流畅。天水之间的大量留白，有明清山水画的意境。木制笔筒在明清之际亦较为常见，有紫檀木、沉香木、鸡翅木、黄杨木、红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