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孔子弹瑟，学生曾子和子贡在门外听，他们从孔子的演奏中听出了贪婪和凶杀之意，他们很奇怪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不良的意图，就进去询问。孔子解释说，在弹瑟时看见一只猫正要捕杀一只老鼠，自己很希望猫能捉住老鼠，不知不觉间将此心注入瑟中，显出了凶贪之音。这是以琴音传心意的的典型例子。我国当代著名音乐家谭盾认为，音乐的表达应该“随心所欲”，在他的音乐作品中不仅使用乐器演奏，而且加入了各种不同材质物品的碰撞敲击声，以表达不同的情感，很有点意识流的味道。传神的绘画和传情的音乐一样，都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在艺术感受上个单纯追求感官刺激，更注重精神享受的特点。民族音乐的写意性个仅表现在欣赏音乐时的心灵感受，还表现为学习音乐的过程也是一种人格品德的培养。在西周时期学校教育内容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后世文人修习的 “琴、棋、书、画”中，音乐教育都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古人认为，学习音乐不但可以增强人的审美能力，提高个人修养，还可以使人明尊卑、守礼仪，成为维护封建正统的正人君子。音乐的社会作用甚至被古人神圣化了，他们认为只有“雅乐”才是可以修习和欣赏的，而“郑卫之音”则是“淫声”，不但不能学，连听都不能听。《韩非子·十过》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卫灵公去普国途经濮水，记下了水面上传来的一首美妙乐曲，到普国后奏给晋平公听，在座的大音乐家师旷急忙阻止，说这是商纣时代的亡国之音，闻之不利。在这里，音乐甚至可以影响国家的命运了。既然音乐教育和学习是修身养性的途径，声音只是一种借助，那么，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无声的，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家墙上常年挂着一张琴，不安弦，也无音阶标记，兴致一来，就取琴虚按一曲，还哺哺自语：“但以琴中曲，何劳弦上声”。这就把只取意趣不拘物象的追求，推向了极至。陶渊明家悬无弦琴并非绝无仅有，实际上，家中安琴不会弹、悬剑不会舞的古文人比比皆是，都是取意而已，也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时的“意”似乎已经独立于音乐之外，连声音都不需要，只用摆样子的乐器来借助了。

 

我们谈了这么多民族音乐的写意性，是不是说它就没有描绘现实的工笔性了呢？不是的。音乐本来就是起源于对自然声的模仿，关于中国官、商、角、徴、羽五音起源的一种说法，就是五音分别模仿牛、羊、鸡、猪、马的叫声。如果我们用工笔性和写意性两概念来区分民族音乐的话，我们也会看到一大批模拟现实世界声音的工笔作品，比如在《百鸟朝凤》、《战马奔腾》、《十面埋伏》等乐曲中，就逼真的模仿了鸟鸣、马嘶以及战场的上金铁全市之声，使人如见其形、如临其境。但纵观全曲，这种现实声音的模仿仍然是服务于情感的抒发，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些作品有工笔性，而是不是可以把整篇作品称之为工笔性作品，也是个好随便下断言的。把民族音乐的写意性单独提出来论述，意在强调。其实绝大多数音乐作品都是兼工带写的，就是所谓的“声情并茂”，只不过主旨是放在写意上而已。在这一点上，两方音乐的情形也大体如此，不过在其整体艺术“求真”风格的影响下，其写实的工笔性要强一些，这是文化整体差异对个体艺术带来的必然影响。同样道理，中国艺术“求善”的总体特征在中国义学、绘画、建筑、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中都有所体现，只是提法不同，有的叫“象征性”，有的叫“虚拟性”。注重心灵感受的中国艺术和注重表现客观现实的西方艺术，都为人类对美的探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能说孰优孰劣。但了解这种差异，对我们理解两种文化背景下的音乐作品是有帮助的。

 

（责任编辑：诗域微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