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没有命运
到底有没有命运到底有无命运？这不是一个纯思辨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体验问题。
人不但生活在自然之中，体验着自然界的变化，也生活在社会之中，生活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之中。人类在长期体验着人在自然生理上有生老病死的同时，也逐渐体验到在社会生活中，也有着富贵贫贱、吉凶休咎、起伏沉浮的变化。一般来说，经历越复杂，这种体验也就越深。“命运”就是人类世世代代对这种体验的思考的结晶。人类最关切的是命运，人类体验最深的是命运。人类体验中最大的谜，也是命运。
人们对“命运”的体验，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出来。首先，是大量地表现在人们的日常口语之中，象祝你“幸运”、“碰碰运气”、“死生有命，富贵有天”、“命中注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其次是表现在大量的文献之中，无论是历史传记、宗教、哲学、文学，都留下了人类对于“命运”体验的深刻表述。
一、不信神仙信命运
柏杨是大家熟悉的作家，他一生相当坎坷，坐过十年牢。他对命运问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柏杨先生不相信神仙，但却相信命运。命运跟神仙无关，它只是人生过程中不受人自由意志控制的一种事件的总和。所以，问题不在信不信，而在于它存在不存在。如果它根本不存在，信不信是宗教范围，打一百次架也说不清。如果它存在，那就超过了宗教而成为人生的态度问题。是向它双膝下跪听候宰割凌迟乎？还是烧香拜佛，求它手下留情乎？还是破口大骂，三字经倾盆而出乎？抑是面对面地向它挑战？
柏杨说得好：“问题不在信不信，而在于它存在不存在。”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的企业家。1964年，日本《每日新闻》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全日本最值得尊敬的人物是谁？”结果，压倒包括日本当时的首相在内的许多佼佼者而独占鳌头的，就是松下幸之助。他所创办的松下电器事业，在日本实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从创业开始，就很认真地工作，热心经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对自己的成功怎么看呢？1979年，他在回答一份杂志专访时这样说：
不管怎么说，我是比较偏向宿命论的，不论如何努力，若不是幸运相陪，绝对不能成功。因此每逢难题发生时，我总认为命运会作最后的裁决，所以不会特别的担忧。我经常告诉别人，说自己的运气很好，这是事实而非谦虚。象我这样身体虚弱、又无资金的人，纵使能勉强创业，也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而我却能如此顺利地拓展事业，或许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虽然人类最终的结果是取决于命运，但应该努力之处还是得全力以赴，不脚踏实地，老是叫唤“听天由命”是没有用的。
二、宗教：对“命运决定者”的信仰
柏杨先生提到命运与宗教，我们在第一章里也说到“命运热”必然伴随或导致“宗教热”，那么，命运与宗教到底有怎样内在的关系呢？
人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人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自身的生存。首先是现在的存在，同时还想到明天以及未来的存在。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呢？明天会怎样呢？以后会变得怎样呢？这就涉及到对命运的焦虑和关注了。
古代几乎所有的原始民族在发明形形色色的图腾的同时也发明了种种占卜术，即使在今天，不但在亚洲、非洲的一些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中盛行占卜，而且在当今世界科学文化先进的民族中，占卜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又兴起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新的“命运热”。这说明，费尽心机希望了解未来的命运正是人们苦苦追求的东西。
在人类诞生以来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种民族都不同程度或以各种形式体验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不能不受制于某种异己的力量，存在着某种决定人的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自然使我们的祖先感到神秘，由神秘而崇高，由崇高而神圣，由神圣而导致普遍而久远的社会崇拜，于是就形成了各种宗教。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可以简单地说，宗教就是对“命运决定者”的社会性的信仰体系。这个“命运决定者”，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是“天”，古代印度人是吠陀诸神，古希腊是奥林匹斯诸神。基督教认为“决定个人命运的是创造宇宙、引导宇宙向自己确定的目标前进的全能的神”（即是上帝），伊斯兰教则认为是“真主安拉”。佛教呢，虽然佛教哲学认为个人的命运取决于前世因果报应以及现世本人的行为，但作为宗教，广大佛教徒普遍信仰的是保佑自己的佛和菩萨。其他民族的宗教也有他们自己所崇拜的“命运决定者”的图腾、神衹或在生的人（教主、君主或巫师等）。
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宗教，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教倾注着它的信仰者对自己、对亲人、对氏族和民族、对国家乃至对全人类的命运的焦虑和关注，因而各种宗教共同的最普遍的祈祷形式就是自己所信仰的神的“保佑”。象美国新总统就任时，总要手按圣经，说上一句“上帝保佑我们、上帝保佑美利坚”。
说到宗教，不能不顺利说说“迷信”。宗教离不开信仰，信仰和迷信如何区别呢？我认为是不容易区别的。
人们常说“宗教信仰不等于迷信”，但迷信无疑属于信仰，或者可以说迷信是信仰的极端形式，是盲目或狂热到入迷程度的信仰。但这个“度”又怎样区别呢？我想，如果从社会心理和历史发展这些角度来说明也许会清楚些。
迷信和信仰都是社会心理现象。都是人们对“神”或人、某一事物或现象感到惊异、而又恐惧所出现的崇拜心理。在希腊语中，“可敬”和“可怖”是一个词，“崇拜”和“恐惧”也是一个词，中国人则合为一个词“敬畏”。这种敬畏心理，就极端而言，就是被崇拜对象所征服，如果在人格上也依附于它，我想，就可以称为迷信状态。人们不仅对宗教的神产生过迷信，对金钱可以迷信，对武器可以迷信，甚至科学也可以成为迷信对象；对人也一样，例如德国人迷信过希特勒，苏联人迷信过斯大林。在各种迷信中，对命运迷信自然是人类最大、最普通、最长久的迷信。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所有宗教早期无疑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命运的决定者”是异己的、神秘的和令人敬畏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的自主意识增加了，人格相对独立了，那种决定命运的异己力量也就相对减弱了，人们对“神”的敬畏和热情也相对减弱。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像在基督教中所出现的那种“最终发生了神和人的和解”。这种和解的结果，便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宗教成了民族或国家或社会团体的“精神纽带”，而民族、国家或社会宗教组织，则成了它们所属成员的“命运共同体”。从前的“命运决定者”便作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象征而长期沿续存在下去。也就是说，在“神人和解”的场合，从“迷信”或以往的充满敬畏的迷信色彩较浓的信仰，转化为一般的普通的信仰，成为一种社会风俗。而神人关系得不到和解的场合，过去迷信的对象（某神或某人），或者遭到人们愤怒抛弃、辛辣的嘲笑，或者遭到理性的评判而“走下神坛”，从而结束了对它的迷信史。
我对我们面对的命运热和宗教热中所存在的迷信现象，也作如是观。
三、西方哲学：神灵为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东西
如果说早期宗教充满对“命运决定者”的敬畏和迷信色彩，那么人类的意识通过哲学而开始了觉醒。哲学是来自西方的术语。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称之为“最聪明、最温雅、最优秀的人”；黑格尔称之为不仅是古代哲学中最有趣味的人物，而且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苏格拉底是精神本身从神谕到个人精神的转折点”。我们则可以称苏格拉底为西方的孔子，因为，他像孔子影响东亚两千多年一样影响着西方哲学。
苏格拉底具有朴实的语言和平凡的容貌，生就扁平的鼻子，肥厚的嘴唇，凸出的眼睛，笨拙的身体和神圣的思想。他在雅典大街上高谈阔论，到处向人们提出一些问题，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这样提问题的目的，苏格拉底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
苏格拉底自己呢，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象一只猎犬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为了追求真理，苏格拉底不顾自己的利益、职业和家庭，他是个哲学的殉道者。他曾自问：什么是哲学？他自答：“认识你自己！”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可以归纳为这一句话。例如两千多年后，康德也作过类似的回答，他反哲学研究归纳为四个问题：“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想什么？我能够期望什么？什么是人？”而现代存在主义更简化为：“我是谁？”这一切也都说明哲学与宗教的原则区别：宗教的中心是神，而哲学的中心是人自己。苏格拉底开始了人的自我意识的理性时代。
然而，苏格拉底同时又真实地体验到自己“为灵机所驱使”，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不自觉的”、“外在的作决定东西”。苏格拉底曾参加过三次战役，将军们决定颁发一个花冠冠给他，作为对最勇敢的人的奖励，但苏格拉底推辞了。因为他坦言自己在一次战争中陷入沉思，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的阳光才把他从出神中惊醒过来——据说，苏格拉底经常陷入这样一种“出神状态”——这种出神状态使苏格拉底产生了“灵机”的体难。这种出神状态便是他“为灵机所驱使”而产生的状态。基于这样的体验，苏格拉底说：
神灵为自己保留了那对于最为重要的东西的认识。建筑术、耕种术、冶金术等是人的艺术；治国术、计算术、理家术、作战术亦然——在这个方面，人可以达到熟练机巧的地步。但是对于另一些东西，占卜就是必要的了。种地的人并不知道谁来享受收获的果实；造房子的人也不知道谁来住房子；将军也不知道军队战场是否得当；治国的人也不知道这对他个人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危险；和一个漂亮女子结婚的人也不知道他究竟会不会因此享受到快乐，会不会从中产生出忧愁和痛苦；在国家中有强有力的亲戚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否会因此被驱逐出境。由于这种不确定，所以必须托庇于占卜。占卜是多种多样的，有听神谕、看牺牲、看鸟飞姿态等。（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也许正是苏格拉底的影响，迄今的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在他们的哲学中“为神灵保留了最重要的东西”，只不过程度不同、表现形式各异而已。这种为神灵保留的最重要的东西，说明了我们人类的认识尽管发展了，但仍然存在着异己的“命运决定者”的力量。
人们都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出自于苏国思想家培根之口。马克思、思格斯曾称赞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在纪念苏格拉底的一篇献词中，一边赞美哲学，说“没有哲学，我便不介意于生活了”，一边也不禁感叹自己的命运，说他本来是“一个天性最宜文学甚至于其他一切的人，却为命运所注定”，违背了他的天性，卷入于政治生活的漩涡。
有位哲学家说，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国有“宗教改革”，而法国有伏尔泰。伏尔泰对于法国抵得上一个“文艺复兴”、一个“宗教改革”、再加上半个“大革命”。雨果甚至说：“举出伏尔泰，无异于形容整个十八世纪”。伏尔泰说：“一个国家一旦开始思想，再也没法阻止它。”而法国人感激他，认为有了伏尔泰，法国才开始思想。伏尔泰这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宗教迷信作了非常辛竦的讽刺批评。在1755年11月，里斯本发生了大地震，共死了3万人。地震恰逢“万圣日”，教堂里也挤满了礼拜者，塌下来压死了许多人，而法国僧侣解释这场大灾难是“神”惩罚里斯本人民的罪愆。伏尔泰顿时大怒，他尖锐地指出这场灾难说明了，“不是神有力阻止罪恶而无心，就是神有心阻止罪恶而无力”。
即使是高喊“上帝死了”的尼采，尽管他不要上帝，却仍然不得不接受“命运”的体验。1879年，尼采得了一场大病，身体精神都病倒了，在陷入与死为邻的状态之中，他爱上了健康和阳光、爱上了生命和欢笑，尼采甚至虔诚地说：
我以为伟大的方式就是“爱命运”：一切必然的命运，非但忍受她，并且热爱她。
如果说尼采的哲学是所谓“超人哲学”，那么，现代存在主义可以说是把“超人”普遍化的“自由人哲学”。他们认为，宇宙间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存在的意义不取决于他物、他人，而是人自己自由解释、设计、选择和创造的。萨特说：“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同时他又说，“人之初，是空无所有”。真的是“空无所有”么？我们在第三章里将详细说明，恰恰是“人之初”，对人的命运有相当大的“必然道理”。存在主义者强调“选择自由”，也恰恰是在“人之初”这一点上，最没有他们所说的选择自由。因此，存在主义同样自觉不自觉地也给“神灵留下了最重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