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五帝时代真的大同世界吗?承认这一观点就等于承认了公元前四五千年中国曾出现过一个高度文明的礼治时代,这似乎有陷入历史神秘主义怪圈的嫌疑,至少在那个时代物质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丰富,氏族部落间以融合为目的的野蛮厮杀也使“和谐”二字无从谈起,因此便不可能达到真正的 “大同”。与其费尽心力的去讨论五帝时代的文明程度,我们还不如平静地承认这个理想中的时代其实一直存在于儒家的心里,依托于前世祖先或寄托于后世来者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道理:现实中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存在。我们只能说三代之前的某一社会时期也许曾经无限度的接近过儒家心目中的礼治时代,但最终这一理想并没有成为现实,直到“礼崩乐坏”的时代终于到来,理想最终只能成为理想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每每遇到昏君在位,奸臣当道,或对世风日下的社会发展前景感到悲观失望,或是个人仕途不顺时,大批文人知识分子便会躲入大同世界的梦想中寻找精神安慰:从大量汉代纬书神话中虚无缥缈的“神仙国”,到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所描绘的“太初社会”、稽康理想中的“至德之世”,再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宋代王禹偁在《录海人书》中提到的“海人国”、康与之在《昨梦录》中刻画的“西京隐乡”,直至清代李汝珍在《镜花缘》中用以表达其终极社会理想的“君子国”……每个人心目中的“理想国”都是对大同世界的个性解读,他们有的强调人们生活的富足、闲适;有的侧重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相协调,人人平安长寿;还有的着重描绘人在特定环境中的精神自由,一种超越物欲的自我满足感……凡此种种,不管幻想的国度如何神奇缥缈,它们之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化叙述。这种理想化叙述的核心是掩盖在平等、和谐、无私的人际关系之下的一个“礼”字。在这里,父子有伦,长幼有序,夫妇有别,王权被拒之门外,人人在享受无限自由的同时又自觉恪守令这个社会得以维持的礼制。这些幻想中的国度用各自不同表现形式告诉了我们同一个道理:有了建立在礼制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才会有真正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
这里举一个有趣的例子。
清代志怪小说忽然繁荣,尤其是产生了象李汝珍、蒲松龄这样热衷于描绘灵异世界和超人间生存状态的个性文人,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特别是李汝珍的《镜花缘》,其书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唐敖等人的海外游历见闻,涉及到的50多个“海外国度”各有精彩,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想象中的乌托邦正是乾嘉学派所倡导的儒家大同社会理想,主张全面恢复三代“礼治”。
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实际上是一大批清代文人在对儒家经典进行考证、辨伪、训诂、辑逸、校勘等一系列枯燥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找不到个人思想出路的一种另类表达,他们无法逃脱这种历史的、时代的困厄,在乾嘉朴学的大背景下找不到为学和为人的出路,这是一种因学术环境和人文环境而产生的不自觉的困厄,突破这种困厄的唯一良方是幻想,于是李汝珍写了《镜花缘》,蒲松龄写了《聊斋》。但由于自身思想的局限,他们自然也把理想社会的标准定位于儒家的“礼治社会”。我们无法忽略这样一个细节:《镜花缘》中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国是君子国,此地的大致状况是:唯善是宝,礼治。世俗人文“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总之是典型的儒家理想社会。但是小说中作者最后并没有让唐敖留在君子国,而是让大风把他送到了虚无缥缈的小蓬莱,让他“撒手尘世而归趣仙道”了。事实上这个细节正好透露出作者本人对儒家的社会理想缺乏信心,在其固有的思想体系中无法找到现实出路的一种迷茫和困惑。
对礼的迷茫和对大同思想的迷茫从它产生之初就已经开始了。
同样是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可见,礼的产生人合乎天道自然,配以一定的仪式规则来治世自然顺应民意了。可是从春秋时代开始,诸候纷争,“国家”的概念使人的思想变得局限,政治等级制度的不断加强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刚刚成型的关于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整个社会开始进入“以礼入法,礼法并用”的时代。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其实质仍然是以礼治为核心,以儒家的“三纲五常”为道德标准的社会,但这已经全然不是儒家最初设想的大同社会了。历史就是这样曲折地前进着,不断有人坠入大同世界的迷梦,同时也有更多的人在清醒的现实中寻找着社会发展的正真出路,作为社会调控的一种手段, “礼”开始失去原有的意义,而权与法开始成为社会关系的真正主宰,这标志着一个迷梦的结束,同时也是另一个迷梦的开始。
钱穆先生提出文化即人生,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物质人生对应的是生存,社会人生对应的是安乐,精神人生对应的是崇高。回过头来我们看到儒家的大同世界所描绘的人的生存状态实际上正包含了这三种文化层次:物质丰富,人人安乐,道德上无可挑剔,社会和谐。按照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大同世界实际上是儒家在理论层面上所给出的一个抽象模型,而不是真正的现实存在,或者说它不具备现实存在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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